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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逮捕工作中的证据问题

江西省莲花县人民检察院 史文胜
莲花县人民法院 李俊敏


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这样，国家以最高的法律形式将批准逮捕的权力赋于给了人民检察院。由于人身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人身自由被侵犯、被限制，甚至被剥夺，肯定会影响公民其他权利的实现。因此，对于公安、安全机关提出的需要逮捕的公民，人民检察院应当认真审查，只有那些符合我国《刑诉法》第六十条规定的逮捕条件的，才应当批准逮捕。否则，检察院只能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而是否符合逮捕条件，主要的看公安、安全部门所提供的证据情况，审查逮捕主要的就是审查证据，证据在案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正确理解修订前后《刑诉法》关于逮捕条件的证据要求

由于修订前的《刑诉法》第四十条规定的逮捕条件是：对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人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这一规定相对于现行《刑诉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其对证据的要求是不同的，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误印象，即：现行《刑诉法》已大大降低了逮捕对于证据的要求，只要有一、两个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存在就可以批准逮捕某个公民了。其实，修订前后的刑诉法规定的逮捕条件对证据的要求存在着质和量的区别。所谓对证据的质的要求，也就是对证据真实情况的要求，确切、真实的证据不仅是审查起诉、定罪量刑时的要求，也是审查批准逮捕时的要求，对此，修订前后的刑诉法的要求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对证据的量的要求，即对证据证明程度和对证据数量的要求。虽然，现行刑诉法规定的逮捕条件对证据在数量上没有明确的要求，而且也降低了对证据量的要求，但是必须达到能够证明“有”犯罪事实的程度，这也是批准逮捕对证据的基本要求，孤证是不能定案的，只有确实是能互相应证的证据，才符合“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要求。

二、审查逮捕时必须有的证据

（一）证明犯罪主体资格的证据。如青少年犯罪案件必须有犯罪嫌疑人的出生证明，以确定其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对于卷中有材料反映疑犯可能患有精神病的，必须有相关的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以确定其有否刑事责任能力；对于职务犯罪等特殊主体的犯罪案件，如贪污、渎职等案件，必须有相关的职务任命、登记、工作分工等证据证实；对于单位犯罪的，必须有工商登记、社团登记及章程、会议记录等证据证实；强奸罪的犯罪主体一般为男性犯罪嫌疑人，女犯罪嫌疑人只有在共同犯罪的情况下，才能成为强奸案的犯罪主体，此种案件必须提供共同犯罪的证据，才能批准逮捕女性犯罪嫌疑人。

（二）证明犯罪的客观方面的证据

1、以危害结果作为定罪主要依据的，审查逮捕时必须有相关证据。如伤害结果的不同涉及到疑犯是否构成犯罪，重伤、轻伤的不同，还涉及到案件主管的问题，因为轻伤一般属于自诉范围。因此，伤害案必须要有法医检验报告或医疗鉴定等证明伤情的证据。而以数量大小作为划分罪与非罪或重罪与轻罪的案件，在我国刑法规定中有很多，如盗窃、诈骗、抢夺、走私、偷税等犯罪，审查此类案件时，必须有确切的数据证据来证明。

2、以危害对象作为定罪主要依据的，如遗弃犯罪，必须提供被遗弃者是年老、年幼、患重病或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的证据：泄露国家机密的犯罪，必须提供证明被泄露的是国家机密，是什么级别的机密的证据；而非法收购、贩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犯罪，必须提供能证明被收购、贩卖的是何种动物及其珍贵、濒危程度方面的证据。

以上所述的有关犯罪主体和犯罪的客观方面的证据，在具体的案件中，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些证据虽然不必要很多，但缺少它就不行，甚至是一个行为已具备了犯罪构成的几个要件，就是因为缺了上述证据中的一个，就无法给行为人定罪，更不用说批准逮捕了。比如，某人自供非法出卖了国家机密，而该“机密”也被安全机关在某外国人处截获。但是，安全机关并没有请有关部门对该“机密”进行鉴定，它究竟是不是国家机密？属于何种机密，无证据证实，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能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

三、审查逮捕之最低证据要求

所谓最低证据要求是指在审查逮捕时，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某一事实的存在，但是，办案人员根据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能以某一已经查明的事实推断另一难以证明的事实的存在。这种“已经查明的事实”就是审查逮捕时对证据的最低要求，而需要推断的往往是犯罪的主观方面。

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指支配和影响犯罪主体实施犯罪的行为的主观心理状态，包括犯罪的故意、过失、目的、动机四个内容。它是行为人的一种内心活动，只要行为人拒不供认或矢口否认，那是很难查明的。但是，作为犯罪构成的一大要件，审查逮捕时又是必须查明的，此时，根据现已查明的证据进行推断就成了唯一的途径。推断并不是主观臆断，而应该根据行为人所具体实施的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等来分析，推断其主观心理状态。推断是建立在一定已查明的事实（证据）基础之上的。能否推断出另一需查明的事实的存在，关键在于现已查明的事实是否达到一定的量。而这种量的多少，在具体的案件中因案情的不同而不同。

（一）直接故意的推断。直接故意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一定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也就是说，在认识因素方面，行为人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行为所具有的危害社会的性质；在意志因素上，行为人又积极追求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它是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结合和统一。如行为人明知朝人群开铳，会造成他人伤亡的结果，但他还是朝离他只有四、五米远的人群扣动了扳机，致两死一伤的结果。一般的人都知道，鸟铳是一种致命性武器。因此，应推断行为人具有杀人的故意。

（二）间接故意的推断。间接故意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的一种心理态度。较之直接故意，它在认识因素上也是行为人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行为所具有的危害社会的性质，而在意志因素上，它却是消极地放任这一结果的发生。如行为人因与邻居有矛盾，便从窗户上投毒于邻居煮饭的锅内，邻居因招呼客人吃饭，幸免于难，反倒毒死了用膳的客人。行为人对于他投毒的危害性是清楚的，而他对于毒死他人的后果的发生是持放任的态度。只要案件中没有证明行为人是精神病发作所致的证据，就应推断为是一种不计后果的间接故意。

（三）犯罪过失之推断，犯罪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的一种心理态度，在认识因素上，必须对危害结果应当预见或已经预见，在意志因素上，必须表现为疏忽大意或者轻信。如交通肇事，如果案卷中没有行为人用汽车故意去伤害人或者是意外事件的证据，一般应推断为普通的交通肇事。至于其在主观上到底是过于轻信的过失，还是疏忽大意的过失，则要视行为人是否应当预见或已经预见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定。

（四）犯罪目的之推断。犯罪目的是指行为人希望通过实施危害行为达到某种危害结果的主观愿望。它不是所有犯罪在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而只是特殊条件，只有在刑法分则对其作出明文规定时，这种特定的条件才成为该种犯罪在主观方面的必要构成要件。我国刑法主要将目的犯罪规定在侵财案件中，多以牟利、营利、非法占有为目的来表述，在办理具体的案件时，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行为人的目的，如无法证明犯罪目的或犯罪目的不明的，则不能构成犯罪，也就不能批准逮捕。

（五）犯罪动机。犯罪动机是指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时的内心动力。它不是犯罪在主观方面的必要条件，往往易被忽视。但是，正确判断行为人的犯罪动机，有利于正确分析、判断行为人在主观上的罪错程度。认真审查行为人的犯罪动机，往往能收到意外的效果，如某检察院在审查一故意杀人案时，办案人员发现犯罪嫌疑人从千里之外来杀害被害人，他与被害人素不相识，相互之间，无怨无仇，找不到任何一个要杀死被害人的理由，后来还是从犯罪动机上找到了突破口，原来，行为人是受雇于他人来杀人的，其动机就是要钱，杀死被害人是犯罪目的对于他来说，只要有人给钱，要人去杀任何人都可以。该案的办案人员通过审查犯罪动机，挖出了躲在幕后的犯罪主使人，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通过现已查明证据（事实）推断另一需要查明的事实存在的案例。

四、审查逮捕时对证据的审查

审查逮捕时对证据的审查，应着重对证据质的审查，即对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的审查，这是一个总的要求，但是，对具体的证据种类，其着重点各有不同。

（一）对证人证言类的审查，应着重于对证人的基本情况，与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之间的关系，与案件本身有否利害关系，该证人证言与其他证据之间的关系，是否有指证，逼取证据等方面进行审查。

（二）对物证、书证类证据的审查，主要审查该类证据的取得是否合法有效，包括取得的途径、时间、地点、方法等，证据本身有否被损毁、被掉换？能否反映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

（三）对鉴定结论类证据的审查。应着重于审查鉴定人资格，以及鉴定、检验的方法是否科学，技术、手段是否先进，结论是否正确，切勿盲目采信专家之言。

本案如何界定被帮工人？

案情：
原告黄某。
被告某县盐业公司（以下简称盐业公司）。
第三人杨某。
为了落实盐业专营政策，被告盐业公司在全县范围内建立12个食盐专营服务站，对外挂牌经营，由服务站统一办理转批、销售业务。2003年8月30日，被告盐业公司与个体工商户房某签订了委托协议，协议约定：“一、甲方（盐业公司）委托乙方（房某）对其所辖范围内的食盐零售户实行送销到站，并按照规定给乙方一定的服务费用；二、乙方严格按照甲方规定的服务区域进行服务，具体范围为：庆安镇；三、甲方依据盐业法规对乙方进行监督和管理，乙方保证不卖私盐和外地盐。”合同签订后，房某没有实际履行，交由妻舅杨某履行。在经营管理模式上，由杨某出钱到被告处购盐，根据其销售食盐的数量按月到被告处结算服务费。被告对杨某销售、服务、管理和执行制度实行考核，也召集杨某等服务站人员开会、发奖，并为他们配备了工作制服，制作了门面标牌。2003年11月15日，被告从瑞丰盐场购买6吨食盐，在运往龙集服务站途经庆安镇何庄时，车出故障不能行驶，杨某找到原告黄某要求把盐从何庄运到龙集服务站，路程大约1.5公里。因黄某与杨某是熟人关系，路途较近，黄当时说不要运费。货运到龙集服务站，杨某安排三名装卸工准备卸货，黄某到车上解缆绳时，从车上摔下，致左上肢外伤，经龙集卫生院诊断，伤情为左肱骨骨折，住院治疗10天，行“左肱骨切开内固定术”，花费医疗费3129.1元，出院后，医院建议：尚需休息治疗6个月，一年后，再行“左肱骨钢板内固定取出术”，需医疗费3000元。原告受伤后,杨某曾买一些礼品前往看望。原告出院后，因索赔未果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4859.1元，诉讼中依法追加了杨某为第三人，杨某称曾付给原告包括运费200元人民币,原告不予认可,也没有证据证明。。
审判结果：
法院审理后认为：国务院《盐业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食盐的批发业务由各级盐业公司统一经营。”被告为了提高专营水平，完善批发销售网络的建设工作，在全县范围内成立十余个食盐专营服务站，门面标牌由被告统一制作，虽然杨某从被告处购盐，但杨某转批食盐必须以被告名义经营，受被告的控制。例如价格由被告统一规定，销售范围也由被告统一划定。被告与服务站之间具有隶属性。2003年8月30日，被告以书面形式与房子某签订委托合同，双方从此确立了内部为委托合同的法律关系，该合同进一步强化了被告对第三人的监督、管理职能。因房子某没有履行合同，实际履行合同、办理委托事务、结算服务费、参加会议的人员是杨某，被告在监督、检查、开展业务过程中对杨的身份一直没有提出异议，其行为表明被告已认可杨某与被告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原告不收运费，自愿帮助，构成义务帮工。被帮工的受益人是睢宁县盐业公司而不是杨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规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盐业公司应当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作为汽车司机，未尽谨慎注意安全的义务，自身存在一定过失，可适当减轻被告的责任。遂依法判决被告盐业公司赔偿原告医疗费3129.1元、误工费8113元、护理费42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50元、营养费40元、后续治疗费3000元，合计14859.1元的80%，即11887.28元。第三人杨某不承担责任。
评析：
本案审理的关键是如何界定被帮工人。所谓帮工，是指帮工人自愿、无偿地为被帮工人提供劳务,被帮工人不予拒绝的事实行为,通常发生在亲朋好友同事、邻居之间,具有临时性的特点。帮工活动中，帮工人为被帮工人提供劳务只是单方给付。帮工人虽然是自愿、无偿提供帮工活动，但其仍然是为被帮工人的利益而行为的，基于报偿原理，应当由被帮工人对其活动造成的风险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何认定帮工关系和如何界定被帮工人是审判实践中解决此类纠纷的关键。界定被帮工人应当以实际受益为标准，谁是帮工人提供劳务的实际受益者，谁就应当为被帮工人。本案中，被告交付货物本应将盐送到目的地——龙集服务站，交付之后才可视为完成义务，由于途中车出故障，不能行进，阻碍了被告交付行为的完成，在这种困难情况下，杨某基于和被告之间业务关系，义务找人前往接转货物，其行为本身已超出杨某的义务范围。原告不收运费，自愿帮助运送货物并卸货，原告构成了义务帮工。被帮工的实际受益人是盐业公司而不是杨某，亦即杨某是为被告转盐，而不是为自己转盐。第三人杨某与被告盐业公司之间是委托关系。杨某作为委托合同的受托人，因受托人处理事务的利益归委托人，所以,委托人应当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判决被告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既符合法律,也与情理吻合,还有利于弘扬助人为乐的社会风尚,不失为理想的判决。
许雪樵 张辉 徐英杰
通联：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 徐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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