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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构建

王胜宇


　　一、关于保险人
　　保险人即保险机构,指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承保者。在保险机构的设置上各国采用了不同的类型。(1)从性质来看,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可分为三种类型:政府公司型、政府机构型、政府机构和国营公司联合型。美国的ＯＰＩＣ是典型的政府公司型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日本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即通商产业省贸易局,则属于政府机构型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德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即信托监察公司和黑姆斯信用保险公司两家国营公司,从性质上看属于第三种类型。(2)从海外投资保险的审批机构和具体保险业务的经营机构是否分离来看,又可分为单一制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和分离制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美国和日本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其保险业务的审批权和具体业务的经营权均由同一机构行使,属于单一制的类型。德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则不然,其保险业务的审批权和具体业务的经营权分别由不同的机构行使,属于分离制的类型。
　　日本的政府机构型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由日本所奉行的单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决定的。因为,当承保的风险发生时,单边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将以外交保护的方式进行代位求偿,而外交保护权的行使主体只能是主权国家。因此,日本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也只能采取政府机构的类型而不可能是赋予独立法律人格的政府公司的类型。鉴于单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种种弊端,笔者认为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选择上我国宜采用双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并且从我国的国情来看,至2005年底我国已与108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而且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的背景下,可以预见我国对外签订的海外投资保护协定的数量还会大量增加。因此,建立双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有优势的。而双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目的之一在于通过商业化的运作使纠纷得到解决,尽量避免使用外交保护权招致发展中国家的反感。因此,在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类型的选择上,我国也宜采用政府公司型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

　　那么,我国到底应该设立单一制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还是应该设立分离制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呢?分离制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其审批权是由政府行使的,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控制审批权来推行本国的对外政策和战略。但从长远来看这样做是不利的。首先,审批权和具体业务的经营权分别由不同的机构行使可能引发权责的混乱,使纠纷复杂化,不利于纠纷的快速解决。其次,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根本宗旨也是在于保护本国的海外投资,如果国家通过控制审批权过多地对投资流向予以控制,以此来推行国家对外战略,就将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其宗旨相悖。因此,建立单一制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更为适宜。

　　二、关于承保范围

　　从各国的立法例来看,海外投资保险的范围一般只限于非商业风险,也称为政治风险,通常包括外汇险、征收险和战争险。

　　(1)外汇险,是指东道国政府采取外汇管制措施禁止或限制投资者将其本金和收益兑换成本国货币并汇回本国的风险。一般包括禁兑险和转移险。另外,有学者主张歧视性汇率险也应属于外汇险的范围。歧视性汇率险是指因东道国采取因交易对象不同而选择不同汇率的汇率制度而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笔者认为此问题应具体分析。投资东道国的歧视性汇率制度如果是在投资者投资之前即采用的,那么就不属于外汇险的范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对此种风险是可以预知的。但如果东道国的歧视性汇率制度是在投资者的投资过程中采取的,并给投资者造成了损失,那么就应该属于外汇险的范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对其所遭受的损害是无法提前预知的,并且凭借其自身力量也是无法抵御的,只能被动地接受。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歧视性汇率险就应该属于外汇险的范围。

　　(2)征收险,是指外国投资的企业及其资本由于东道国的国有化、征用或没收,致使全部或一部分归于丧失。对于征收险的范围,发达国家主张既包括直接征收也包括间接征收。直接征收指直接剥夺投资者的财产所有权。而间接征收一般指财产所有者在合理的时间内不能使用、占有和处置其所拥有的财产。虽然发达国家在征收的范围问题上基本保持一致意见,但在征收的具体范围上还是存在争议的。例如,美国把契约权也列为征收的对象;而日本则把本国海外投资者所持有的股份被强制转让也视为征用。因此,我国日后无论在对外签订双边海外投资保护协定的过程中,还是与本国投资者签订海外投资保险合同的过程中都应当对征收的范围作出明确的规定,以防止日后由于对征收范围的理解不同而导致海外投资保险纠纷的久拖不决。

　　(3)战争险,是指由于战争、革命、内乱等所导致的投资财产的损失。至于战争险的具体承保范围,各国也有较大差异。例如,美国法只承保因战争险所遭受的有形资产的损失,且只包括直接损失;而日本法律则规定战争险的承保范围既包括有形资产的损失又包括无形资产的损失,但是否只限于直接损失并未作出规定。出现此种差别主要是因为美国奉行的是双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其对本国投资者进行赔偿以及向东道国进行代位求偿,要严格按照本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以及本国与投资东道国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进行。因此,其国内法和本国所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都必须作出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我国未来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该参照我国所签订的双边海外投资保护协定对战争险的范围作出明确规定。

　　三、关于保险对象

　　保险对象即合格投资,是指要求投保的海外投资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投保。合格投资包括两方面,即合格的投资项目和合格的投资形式。

　　对于合格的投资项目的认定各国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标准:(1)必须是新的投资,但一般也包括现有企业的扩大、现代化及其发展的投资;(2)必须经过东道国政府的批准,东道国政府的批准程序可以起到预防海外投资政治风险发生的作用,并且一旦投保的政治风险发生,也增大了投资者母国代位求偿的可能性;(3)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投资者母国对于本国海外投资进行保护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各国一般都把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作为认定投资项目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4)目前也有少数国家,例如瑞士,把有利于东道国经济的发展作为投资项目是否合格的标准。
我国对于合格投资项目的认定除应具备前三项标准以外,还应把有利于东道国经济的发展作为认定投资项目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这样既可以更有效地防止政治风险的发生,而且也不会因此而限制本国投资者的投资范围。因为投资行为本身就是互利双赢的活动,只要不是纯粹的投机行为或有伤风化的投资活动,一般海外投资活动对投资东道国的经济发展还是有促进作用的。

　　至于投资形式,各国一般没有严格的限制性规定。我国未来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也应鼓励灵活多样的投资形式。

　　四、关于被保险人

　　被保险人即合格投资者,是指有权向本国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申请海外投资保险的投资者。美国对合格投资者的确定采用“资本控制主义”的标准,具体包括以下三类主体:(1)美国公民,即具有美国国籍的人;(2)美国公司、合伙或其他社团,指依美国联邦或属地法律设立的公司、合伙、其他社团,并且要求美国人的投资占该公司、合伙、其他社团的投资总额的50%以上;(3)外国的公司、合伙、社团,即依外国法设立,但其资产的95%以上为美国公民、公司、合伙或社团所有者。日本法律则采取“设立地主义”的标准,只承认日本人和日本法人为合格投资者。

　　可见,无论采用何种标准,一般都要求投资者与其本国有着实质性的联系。就我国而言,合格投资者应包括以下两类:

　　(1)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虽然我国目前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自然人并不多,但我们并不能仅仅因为其数量少就从主体资格上对其进行限制,并且承认自然人的合格投资者的主体地位也是与我国所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相衔接的需要。

　　(2)企业,对于何种企业能够成为合格投资者,采用资本控制说予以确定较为合理。因为这样规定既可以保护代表我国利益的投资者又可以减少我国因保护非代表我国利益的投资者而支付的成本和费用。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从公安理论研究中形而上学的缺乏谈思想解放和创新问题 

李 龙（宁夏警察学校 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我国公安理论研究的滞后与思想解放和创新不够互为因果，而后者又与研究中“形而上学”的缺乏有关。由此出发，文章评述了“形而上学”的本源含义，列举了公安研究中“形而上学”缺乏的表现及付出的代价，分析了其原因。最后提出了公安理论研究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要解决的三个问题即：重视营造理论研究的氛围；投身于火热的公安改革实践；牢记神圣使命，培养独立人格，树立良好学风。


关键词：公安 研究工作 解放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公安工作的日益重视和加强，公安理论研究工作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机遇。近２０多年来，公安研究工作已经形成了有机构、有队伍、有阵地的基本格局，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在指导实践、提供咨询、帮助决策、完善学科建设等诸多方面已经并正在发挥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在肯定这一主流尤其是跨入新世纪的时刻，认真清理和冷静反思以往的公安理论研究工作，也有缺憾。例如成果转化为战斗力的速度较慢；研究成果的数量尤其是质量尚待大力提高；研究领域尤其是一些敏感性较强的领域尚待大力开拓；研究进展游离、落后于实践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研究中务虚方面缺乏哲理性思辩，务实方面又缺乏实务性指导的问题仍待解决；基础性研究和学科体系的构筑仍然任重而道远等等。本文认为，凡此种种表现无不与研究工作中的思想解放和创新不够有关，而后者又与长期以来研究工作中“形而上学”的缺乏紧密相关。因此，公安理论研究在新世纪要有新的更大的发展和突破，充分体现和发挥自身的价值、地位、功用，就主观方面而言必须在继续重视对“形而下学”问题研究的同时，积极认真地对待“形而上学”的问题，以求得思想的进一步解放。
一、公安理论研究中“形而上学”缺乏的表现、付出的代价及形成的原因：
（一） 形而上学及相关问题点论。
提起形而上学，我们习惯地将它认做是一种与唯物辩证法相对立的一种唯心的、静止的、孤立的、片面的思想认识论。实际上，这只是一种从特定角度出发产生的认识观。从哲学和文化发展史的本源看，形而上学主要是指特定时期社会文化结构中处于“本体”地位且相对固定的人类理性思维认识成果，它与同处文化结构中“实用”地位的形而下学相对立。譬如亚里士多德的名著《形而上学》就是研究关于宇宙存在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著作。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也说：“形而上学无非就是普通思维规定的范围，好比是透明的网，我们把全部材料放在里面从而才能使人理解。每一个有教养的意识都有自己的形而上学，有这种本能式的思维，这种存在于我们之内的绝对力量。”如果说黑格尔的这一论述略显晦涩的话，那么笛卡尔的论述更加明晰，他在《哲学原理》中指出：“全部哲学就像一颗树似的，其中形而上学就是根，物理学就是干，别的一切科学就是干上长出的枝。”这是从科学种类发生的次序、地位、角度进行的整体确定。那么对于做为主体的人又如何呢？伟大的哲学家康德曾说：“形而上学是人类理性的自然趋向。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形而上学，尤其是每个善于思考的人都要有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专论》）。从以上极具代表性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从古希腊罗马时代至近现代以来，形而上学一直是西方哲人和西方文化所极为关怀的重大课题，这一课题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回答个体和人类整体所关心的人与宇宙的本源（体）。围绕它所进行的永恒思辩和不懈争议，使西方思想蕴涵出了可贵的超越风范、怀疑主义精神和理想追求热忱。这种形而上学的高度发达，影响了西方的法哲学思想和管理理念。在它们的学科结构中，应然性理论和实然性规定总是既矛盾又统一，既趋合互补又分裂独立地以二元对立的形式存在、耦合、发展着。反观我国传统文化，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实难分清，历史上我们的贤士们尽管提出“形而上学谓之道，形而下学谓之器”的观点。但并未深入持久地对??前者进行研讨，而更多强调的则是天人合一；体用不二。关心的是“治国安邦”、“修身齐家”、“养心炼性”，规范的是“人伦纲常”、“君臣之道”。对宇宙本体学和个体思维学缺乏足够??的热情或持久的关怀。这种历史现象在近代以后虽有改变，但远未改质。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理念虽然冲击了中国的宗法礼教，但那时我们所向往、羡慕、接受、认同的乃是西方的“坚船利炮”等实用科技。西方文化中的形而上学仍遭冷落和鄙视。在五四之后我们引进科学较多，而引进西方的法理念和法制化管理方式较少就是例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应出传统思维、文化对形而上学的冷漠态度。而这种冷漠使形而上学中固有的合理性成份尤其是其独立的、超越风范的思维精神被扬弃，使思想解放的滞后性更符合传统的要求。这种延续至今尚存深刻痕迹的状况其弊端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期反映不明显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我们则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于起步较晚、受禁锢时间较长、左倾思想危害较大的公安研究尤其如此。从这一角度看，公安研究中形而上学的缺乏是导致思想解放不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在因素，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二） 公安研究中思想解放和创新滞后的表现。
从公安改革实践与公安理论研究对比的角度看，公安研究中思想解放和创新不够是一个客观现实。其表现形态具有多样性，以下几种尤其具有普遍典型性：
１ .公安研究及其做为物化形态的成果总体上仍然量少质弱，导致应有的指导实践的功能在基础架构上先天不足。理论研究的目的和价值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理论而理论，而在于指导实践。为此，研究工作既要立足现实，指导实践，又必须超越现实，预见未来，同时研究工作的物化形态－－研究成果也必须达到一定的质和量的积累。唯此，理论功效的发挥才能有现实基础，才可能对纷繁的实践活动进行比较鉴别、分清良莠，研究工作自身也才能具有超越现实的条件。从近２０年的实际来看，在此方面我们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研究中探讨理论并且往往是一般理论的多，结合实际的较少，导致经院型研究盛行，务实性研究缺乏，难以回答实践难题，难以界定新生事物的性质，因而也就难以发挥作用。公安研究成果（本文界定于社科范围以内）数量虽多，但除去政论型的、文件传输型的和有调无研型的以外，真正高屋建瓴，有真知灼见的仍然缺少。
２、 对丰富的公安实践活动难以在理论上及时做出辨析、评价、引导，理论落后于实践、解释实践的现象大量存在。公安研究指导功能的缺憾带来的必然结果是理论超前性的丧失和与实践同步性的脱离，这使得对丰富的公安实践尤其是改革实践活动往往缺乏及时的评价、辨析、引导。从而使有的实践活动在现存的法律、法规、政策中找不出依据时横遭批评、指责，甚至抵制、压抑。从政法领域内近２０年的改革力度、深度、广度来看，公安改革明显落后于检察、审判、律师、公证、司法改革，与此相对应的现象恰好是公安理论研究同时落后于检察、审判等司法理论研究，此种现象决非偶然之巧合，而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这种现象使得公安研究工作某种程度上成了实践活动的附属品、说明书。譬如近年来，社区警务、警署制的兴起、１１０报警服务台的出现，刑侦改革、派出所改革的实施，济南交警模式等丰富多彩的公安改革活动无不是在逐步的摸索中由一线实战者践行出来的，而在这种最需要指导摸索过程的时刻，却难以看到理论先导的影子。而在实践成功尤其被上级部门肯定、推广后我们的理论则纷纷出笼，论述其合理性、必要性、重要性等等。本文认为，这种现象实在是理论研究的悲哀，长此以往，理论之树只会枯萎，不会长青，难以与实践形成红花绿叶、相映成辉的喜人景象。
３、 研究工作自身的地位有待提高，研究者的人格品质有待塑造。
对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视程度实际上反映着对科学的认识态度。当然，一项工作地位的高低取决于众多因素，尤其是自身功能的发挥状况。但从史学角度来看，我国历史上除少数朝代（如春秋、汉唐等）以外，大部分朝代均不如国外一些国家（如古罗马、德、法、英、美、日、等）对研究工作那么热衷，那么重视。君王臣吏将其做为“花瓶”以粉饰自己、标榜自己、为已服务者有之，供其俸禄、使其研究权术、治术、寿术者亦有之，而使其研究国家发达、民族强盛、社会进步之道者鲜而寡见。同时，那时的智者贤士也常常将侍奉、取悦于君臣做为已任，得其宠者入其仕途，忙于宦海官场、失其宠者循入山林，归于“自然”，独自逍遥，不问世事。这一方面使研究者将“从政”做为自己行为的追求目标而研究工作自身则只起敲门砖的作用。所谓“学而优则仕”就是例证。另一方面，研究者自身的人格品质尤其是独立品格日遭沦落，成为政治、君王之附庸。在这种情形下，当然就没有了研究工作的地位，没有了研究者的独立精神和超越品质。这同样反映着他们对形而下学的热衷和对形而上学的不屑。这种价值取向中官本位化的影响极为深远。在现时代，我们有的研究机构及研究工作中也存在着形备而神不具的现象。如一些科研（调研）部门中实际上真正从事科研调研工作的人员、时间并不多，更多情况下则成了主管部门领导的秘书班子，研究工作缺人员（尤其是高素质的人员）、少计划，有的几年出不了多少成果。这种变异现象的长期存在、消蚀了研究者的思维品格，淡化了研究工作自身的地位。因此，如果不从思想上彻底改变对研究工作的传统认识，公安研究也将难有大的改观。研究者自己如果不具备超越风范、独立思维品格，研究成果也终将难有，已有的地位也会因成果的鲜见而丧失。
（三）、公安研究工作中思想解放和创新滞后的原因检讨　　　　　　　　　　　　　　　　　　　　　
公安研究中所以出现思想解放和创新滞后的现象其原因复杂众多，简单地说，它们是与以下三种因素互为联系的。
１、自身因素。从公安研究工作自身来看，起步晚、基础弱、研究工作者少是客观现实。公安学科长期依附于政治、政法类学科，独立时间短，自主性差，一些基本的概念、原理尚在建构，自身休系还不完善，导致研究起点低，成果少。加之研究中存在诸多缺憾，如形而上学缺乏、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盛行等，导致研究者个人理性张扬不够，个人理念缺乏，唯上、唯书兴盛，唯实求真的学风欠缺。
２、思想因素。公安工作是国家政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指导下，公安工作的职能以专政为主。对刀把子的片面强调淹没了公安工作的其它功能，工具论思想深入人心，影响颇大。这种现象导致公安研究中形成诸多误区：一是认为公安工作主要以政策指导为主，理论指导意义不大，导致对理论研究工作重视不够。二是由于公安工作政治性强，加上文革期间学术问题政治化现象的泛滥，一些研究者对公安研究至今心存余悸、怕贴标签、怕涉禁区，导致对改革实践中的新生事物浅尝辄止，甚至不敢去认识、调研、提炼。对国外的优秀研究成果不敢大胆去评介、推广。从而导致公安学领域中学派稀少、流派缺乏，比较研究不热，争鸣现象鲜见。
３、客观因素。与全国各行业或者其它政法系统的改革相比，公安改革工作相对来说其进度.深度.广度都有所滞后。使得公安研究工作和思想解放运动缺乏实践基础和素材。
二 积极解放思想、不断开拓创新，为繁荣公安研究不懈努力
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已经一再证明了解放思想的极端重要性。解放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十分关注、强调的问题，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他在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做的准备会议（即７８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所做的主题报告“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中”强调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１４１页）。这一论述是我国解放思想的一个宣言书。在当前乃至今后，“在走向新世纪的新形势下，面对许多我国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艰巨课题，邓小平理论要求我们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语）。国家发展必须如此、事业进步必须如此、公安研究也必须如此。
解放思想和开拓创新不能脱离实际，必须坚持以实事求是为基础，尤其要以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关于解放思想的重要论述为根本。结合公安研究及实践工作的实际，本文认为，公安理论研究要做到解放思想，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一）、营造重视研究活动及成果的氛围。
应该说公安研究工作近年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因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就普遍性而言，重视程度尚需加强，力度尚需加大。当前在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研究活动、推广研究成果的氛围在有些时候，有的单位尚不浓厚。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仍存。此种现象如不改变，将会大大影响对工作路线的准确把??握、深刻领会。“羊随鞭子走”的被动研究现状仍难改变，更难谈得上创造性、开拓性地开展活动。重视公安研究工作应该从人、物、机制等方面入手；从人的角度看，一是领导者要重视，树立科教建警、强警思想，切实将其提到议事日程，做到有计划、有安排、有检查、有落实。二是要建立一支具有比较、鉴别、调研能力、能提出问题、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找出解决问题办法措施的专兼结合的高素质研究队伍。从物的方面看，就是要舍得投入，使研究活动的开展有一定的物质保障，做到投入上计划到位、落实到位。从机制方面看，应建立机构、给予位子，在评比、奖励表彰中将研究人员与其它干警一视同仁，以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同时更重要的是建立成果转化机制，防止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笔者相信，随着上述问题的解决，公安研究的外界氛围就会越来越好，研究队伍会越来越壮大，研究工作会焕发出应有的活力，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 研究者要积极投身到火热的公安实践活动之中。
前文已述，游离于实践之外是造成理论封闭化、教条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重视参加公安实践活动，到实践中而不是在书斋中研究问题是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投身于实践之中，不仅可以为研究工作积累可靠、翔实的材料，不仅可以克服两张皮现象，更重要的是可以启迪思想、开阔研究视野，在实践中解放思想，修正错误。同时，长期的与实践相结合，可以为研究成果的价值转化提供便捷的途径，可以使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产生亲合感，为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 牢记神圣使命，培养独立人格，树立良好学风。理论研究者应有从事该工作的职业修养。从不断的解放思想的角度看，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善于尊重他人，更善于超越他人是不断攀登和抢占新的学术、理论制高点的必备品格。为此，研究者自身应自觉注重对“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以利于从事物的本质方面、从更高、更具超越性的角度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宏观把握。防止误入歧途，或者随大流现象的发生。研究队伍中应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学者之间、学派之间应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反对无原则、无事实根据的指责、贬斥、甚至贴标鉴、戴帽子。尤其在当前，研究者个人应戒除浮躁，安于淡泊，牢记使命。“我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响却无限伟大。我是真理的献身者；我为它服务；我必须为它承做一切，敢说敢做，忍受痛苦”（《论学者的使命》，德国·费希特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４１页）。研究者应当具备这种大无畏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公安改革是一项生生不息的过程，但在这种不断变化的现象后面总是隐含着一定的规则，它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基础。研究者的使命就是去揭示这种带有根本性质的规则，昭示事物应该向规则靠拢而非规则向具体事物谦卑退让的真谛。回顾过去我们发现，我国历史上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带来了文化、学术的繁荣，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展望未来，我们相信随着公安研究者个人品质修养的不断提高，公安研究良好学风的逐渐形成，一个健康、繁荣、蓬勃向上的公安研究局面也一定会实现。




作者：李龙 宁夏人民警察学校副校长、高级讲师。曾在《公安大学学报》、《公安教育》、《政法学刊》，江西、江苏、浙江，云南《公安专校学校学报》、《警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5０余篇。编著有《行政诉讼法实用教程》（主编），《基层公安工作实务》（主编），《中国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及预防》（参编）,(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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