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劳动部、国家经贸委、公安部、民政部、铁道部、交通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的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关于进一步做好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的意见
组织民工有序流动是关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大事。近年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认真开展了这项工作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为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我国农村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以及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
不平衡，民工大规模流动的现象将长期存在，因而进一步做好组织民工有序流动的工作十分必要。为此，现就有关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做好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的重要意义，牢固树立城乡统筹、兴利除弊的指导思想
近几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镇已达数千万人，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应当看到，这种现象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进程中是必然的，对促进繁荣与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如果不能因势利导或疏于管理也会带来一些问题，甚至影响社会稳定。同时，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结
构调整时期，城乡都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一方面，随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还需要寻找新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进一步提高民工流动的有序化程度，既不利于企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也不利于
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将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做好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必须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坚持正确的政策，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必须牢固树立城乡统筹、兴利除弊的指导思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对城乡劳动就业要统筹规划，合理安排，加强宏观调控；要积极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
场，引导和组织民工按需流动；要切实做好春运期间流动民工的组织、管理和服务工作；要制定和完善组织民工有序流动的制度和措施，使这项工作经常化、制度化。
二、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稳定农业和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坚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稳定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多渠道增加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生产条件，大力推进科教兴农，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和农业产业化，综合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鼓励和引导农民向农业的深度、广度进军
。要长期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改革粮棉购销体制，实行合理的价格政策，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减轻农民负担，充分调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要继续实施促进和扶持乡镇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特别是要重点扶持中西部地区乡镇企
业的发展，继续发挥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作用。有条件的地区要结合小城镇建设，合理规划农村非农产业布局，发展农村工业园区和商业网点，通过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落实谁投资、谁受益等政策，鼓励和吸引外出民工回乡创业，促进民工收入向直接投资转化，带动
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工作指导，认真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同时可组织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进一步探索开发农村劳动力资源、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不充分问题的有效途径。
三、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把民工流动的管理服务工作纳入经常化、制度化轨道
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关于“建立规范化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城乡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的要求，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建设。要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规划，明确劳动力供求双方、中介服务以及市场管理的行为规范，完善
流动就业凭证管理制度。要大力发展城乡职业介绍网络，搞好劳动力市场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建立起覆盖面广、功能完备、方便实用的劳动力市场信息服务系统。劳动部门要按照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原则，制定劳动力市场发展规划，会同有关部门切实加强对劳务中介服务组织的管理
和指导，通过加强法律、行政、社会舆论监督等手段强化市场监管，坚决打击市场欺诈、非法职业介绍、牟取暴利等违法行为，维护劳动力市场的正常秩序。
民工输入地区要根据城市发展建设规划、基础设施状况、劳动力需求情况等因素，制定劳动力输入计划和严格的管理制度；要指导用人单位与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依法处理劳动纠纷，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要积极开展面向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提高民工素质和职业能力
。民工输出地区要根据输入地劳动力需求和本地农村劳动力资源状况、农业生产需要等因素，制定劳动力输出计划；要充分发挥各级劳动部门和乡镇劳动工作机构的作用，为外出民工提供准确的信息和服务；要支持劳务输出机构与用工单位建立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发展有组织的劳务输出
；要加强民工输出前的职业技能培训和法制教育。
民工输入、输出地区应建立必要的联络和协商制度，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进一步加强民工流动过程中的管理与服务工作。
四、认真总结经验，切实做好春运期间组织民工有序流动的工作
春运期间，民工流动时间集中、数量很大，往往给交通运输和社会治安管理等造成巨大压力。为此，国务院自1994年以来连续三年专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春运期间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使过去民工无序流动的状况有了明显改观，为这项工作
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管理轨道奠定了重要基础。
各地区要认真总结经验，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把春运期间民工流动的组织工作作为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的重要环节，继续抓紧抓好。春运期间，民工输入地区要继续实行稳定一部分民工在务工当地过年、安排民工轮流休假、春节后的一段时间内暂停招收外地新民工等措施
。对留在务工当地过年的，要妥善安排好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做好管理和教育工作；对节日期间坚持生产的，要组织慰问并按规定给予必要的经济补偿。民工输出地区要积极配合输入地区做好民工的稳定工作，帮助民工家属解决好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解除民工的后顾之忧；要采
取有效措施，做好返乡返岗民工的组织、疏导工作，加强对盲目外出的新民工的教育和劝阻工作。
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共同把工作做好。劳动部门要协调行业主管部门指导企业做好民工返乡返岗的计划安排，及时掌握并向铁道和交通运输部门提供民工流动的有关情况，协助铁道和交通运输部门做好流动民工的客源组织和车票订售工作。铁道部门要在
深入做好民工客流调查、预测的基础上，安排好团体民工的运输计划和车票订售；认真做好旅客运输和乘降的组织工作，努力提高服务质量；严格查堵危险物品，确保列车安全行驶。交通部门要指导运输企业深入厂矿、乡村和车站、码头等民工集散地，做好民工疏运工作；指导运输企业落
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确保运输安全，同时要切实加强对道路运输和航运市场的管理。公安机关要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治安管理，严密社会面控制，严格爆炸物品和其他危险品的管理；做好重点地区、重点路段的安全防范工作，严厉打击车匪路霸等违法犯罪活动，依法保护广大民工的人身和
财物安全；加强道路交通疏导和长途营运车辆及驾驶员的安全管理，严格纠正各种违章行为，防止重大恶性交通事故的发生。民政部门要切实做好救灾救济工作和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收容遣送工作。各地经贸委（经委、计经委）要结合本地区实际，将民工疏运纳入春节运输工作的总体安排，
及时协调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
五、加强领导，把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落到实世间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都要从大局出发，把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作为一件大事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实行领导目标责任制，确保各项工作的落实。要明确各有关部门的职责任务，形成在政府统一领导下，劳动部门牵头，各有
关部门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要认真做好地区间、部门间的协调工作，加强基层的管理与服务力量，加强督促检查。财政部门要根据本地区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的实际需要，安排相应的经费并及时拨付到位。要加强对各项收费的监督检查，规范收费行为
，坚决杜绝乱收费情况的发生。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政策宣传、舆论引导和民工的思想教育工作，对为输入地作出突出贡献和回乡创业、带领农民勤劳致富的典型要予以表彰，大力宣扬他们的先进事迹，发挥先进典型的榜样和示范作用。
劳 动 部
国家经贸委
公 安 部
民 政 部
铁 道 部
交 通 部
农 业 部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1997年11月25日
北魏后期对孝文帝法制改革的推进
刘成江
孝文帝太和改革以后，北魏国势进入极盛时期。北魏君主自诩为正统，垂法四海，遗泽流光之雄心益强。宣武帝元恪遵循太和改革的理论框架，热衷于制礼作乐。在对太和律加以补充和修改的基础上，制定了北魏律定本——正始律，北魏法律的可操作性大大提高。同时，通过全面、深入地将封建礼教与法律相结合，基本上完成了北魏法制的儒家化进程。
一、北魏律定本——正始律
太和年间的改革为推行举国一致遵行的封建道德规范做出了法制保障。太和年间制定的律令法典以及移风易俗措施，使封建意识形态深入基层。由于孝文帝及其后继者宣武帝等北魏帝王笃好儒家经典，大批博闻名儒因经术文史获得重用。帝王的提倡，为儒学复兴提供了汉末以来少有的机遇，北朝教育空前蓬勃发展。宣武帝时，“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语）》。”“髦士盈朝，济济之美”。洛阳朝廷的官僚结构与昔日粗野不文已大相径庭。
随着儒学研究的深入，现行律令不够完备，精密，适用时尚有“疑舛”的缺陷显现出来。于是，正始元年（公元504年）冬，宣武帝诏令制新律令，企图通过部分内容和文字的增删和调整，纠正北魏律的内部混乱，提高可操作性。
正始定律，由太师彭城王元勰领衔主持。他“与高阳王雍、八座、朝士有才学者五日一集，参论轨制应否之宜”。当时参与议律者大致分为三类人：第一类是宗室诸王，他们参与议律，提高了议律的规格和权威性。第二类是现任或曾任司法、监察职务，富于司法实务经验的官员，他们的职业化程度高，可以提高立法反映和预测社会需求的准确性，提高立法质量，突出了制律令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特点。第三类是中央文职官员，这些人儒学功底雄厚，参与议律令便于糅和礼法。正始律由这么一批名儒文士、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律家、从政实践经验丰富的官僚，“斟酌新旧，更加思理”，共同议定制成，其在礼法结合的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是超迈前律，故有“永作通制”之言。
二、礼法结合思想的深化
1．尊长卑幼，夫权本位，北魏前期，朝廷重视举告犯罪，忽略亲属相隐。正始年间修律，明确加以矫正，有关亲属容隐的规定正式入律：“律，子孙告父母、祖父母者死。”窦瑗引经阐释其意，云“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杀害之类，恩须相隐，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见其直。”也就是说，尊长纵有过恶，恩当容隐，卑幼若告，是蔑弃亲权，无人子之心，必须重惩以死刑。
家庭内父亲的家长权、男尊女卑的法律地位得到明确肯定。北魏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但若夫先葬在北，妇葬在南，“妇人从夫，宜还代（北）葬”。若妻坟在北，夫死于洛，则“不得以尊就卑”还北，违者犯法。这一规定针对游牧民族宗法观念，宗法秩序相对淡漠，强制予以矫正。
2．贯彻执行身份罪责制，礼为法本，意味着行法必须遵循礼来别尊卑、辨上下，对不同身份的犯罪者异其罪责。正始律非常明确地强调君主及皇族之特别人格、贵族官僚之特殊地位；对于亲属之间相犯，注意分辨相互身份，保证依身份定其罪责。
（1）免官和官当细则的完善，在运用刑罚上优待官僚，自汉代就有削爵、免官之类以官和爵抵罪的方式，但多为权宜做法，尚未成为定制。在北魏前期，对于官僚犯罪，也有“以官爵除刑”的官当法，但较少运用。孝文帝改革以后，优免官僚的案例显著增加。到北魏后期，犯罪官吏被追究刑事责任时，大多能藉罚赎、除名、削爵、免官、官当等途径逃避斧钺流徒实刑。皇族的地位特殊，法律规定，他们犯罪，按例削减刑罚等级：“律，罪例减，及先帝之缌麻。”北魏还明确规定官爵折抵刑罚的方法：“五等列爵及在官品令从第五，以阶当刑二岁；免官者，三载之后听仕，降先阶一等。”官当适用的主体是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贵族，以及官阶在从第五品以上的官僚。他们犯罪，以官阶抵当二岁徒刑。免官者，三年后降先阶一等复叙。
以官爵折抵罪刑，有官爵完全当罪刑，也有免去所居官职，保留爵位，还有留官削爵。官职可以抵刑，爵位也可用于抵刑，但这两者也有不同，官阶代表职权大小，爵位指示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高低和经济收益的丰寡；官仅及本人，爵可传后嗣；官多由功得，爵可因亲封；有官未必有爵，有爵大抵有官。若以爵抵刑已尽，尊贵地位永坠；而免官三年可降阶复叙。延昌二年（公元513年），经过群臣讨论，世宗批准了以爵邑抵罪除名后的起复细则，大致内容为有爵者犯罪除名，官职爵位尽失，三年之后，可以各降本爵一等起复。最低爵（散）乡男，爵位已无可降，依其官品起复。
从北魏对以官、爵抵当罪刑的等级划分来看，既有晋律梁律的影响，也有自己的创造。它给犯罪官吏留下了重新入仕的门径，使他们的政治前途不至于轻易地被彻底断送。但北魏末期，官当的适用主体大大扩展，不再限于官品从第五品以上者。无官品、无禄恤的“中正”和官廷禁卫等流外勋人皆可以职当刑。特权滥施结果造成刑法威力锐减，吏治江河日下。
（2）“八议”制度化，北魏后期，处理八议中人犯罪，要“依律上议”，由有司开具其犯罪事实及所坐罪名，应议之状，凑请集议。然后据旨召集一定范围内的官员评议犯罪人的罪与刑，议定奏裁。若所犯是常罪，通过评议即可获降减其刑的优待。故而请议不仅有提供从宽处罚机会的程序性的意义，也具有刑罚减等的实体性内容，说明“八议”已由过去的抽象的原则转变成为刚性的具体的制度。
贵族官僚具有特殊身份，其犯罪不经皇帝批准，不得逮捕。法司审问犯罪的官僚，不得遽用刑讯。皇族尊贵，身份高于常人，“皇族有谴，皆不持讯”是其时惯例。当属籍疏远的宗戚恃特权凌法令十分严重时，朝廷规定“诸在议请之外，可悉依常法”，缩小了享受特权免刑讯的范围。总之，在北魏后期，周礼规定的“八辟”已成为广泛适用的法律制度，特权阶级从告诉开始，就合法地实际享有异于常规司法程序的优待。
（3）亲属相犯依伦常断处，礼别上下贵贱、尊卑长幼、内外亲疏。家庭中，尊长对于卑幼有几近绝对的统治权、管教权。卑幼对尊长则须恭谨孝敬，惟命是从。因为亲属之间天性难夺，而又尊卑身份不同，按照儒家的伦理思想，亲属相犯，罪名和刑罚也应不同，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则该有差异。北魏后期对亲属相犯，拟罪之前，先查清相互之间的亲疏尊卑长幼关系，再依据服制详定刑罚等差，或加重，或减轻。凡是卑幼伤尊长，如杀祖父母、父母，处分重于常人相杀，所谓“害其亲者?”。 反之，尊长杀卑幼，刑事责任轻于常人。“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但如常人相杀，则处死刑。又如，常人之间，“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但卖子只处一岁刑；卖五服内亲属如系尊长处死刑，如系周亲及妾与子妇者处流刑。由此可见，犯罪主体的特定伦常身份对于定罪量刑的重要影响。亲属相犯依伦常断处加强了礼在刑法中的比重，凸显了北魏法律规范的伦理色彩，将法律以伦常为归宿的发展趋向一展无遗。
3．春秋决狱，春秋决狱，即在法律之外，引据公羊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之要义评决狱讼。在汉代，春秋决狱十分盛行。孝文帝太和改革掀起了复礼议礼的热潮，儒家经学披靡风行。居津要者喃喃于朝堂，议事议政动辄引据经义，且以经学修养自淑自炫自重。此风气歆动流俗，比附经义论罪名、定刑度的春秋决狱愈演愈烈。一系列儒家具体法律观点由经义抽绎出来后，被贯彻于司法实践，北魏法律向“应经合义”纵身发展。
北魏比较典型的春秋决狱案例：
雁门有人杀害其母，刑虬引据“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论证逞凶肆恶害母的罪行不可轻恕，主张对凶犯之子也应处以连作从死，才是忠孝之道，存三纲之义。刑虬又提出，如若引用春秋“父子罪不相及，恶止于其身”的用刑原则，对害母凶犯之子即使恕死，也应将其流放荒远之地，禁止匹配，使凶恶之类杜绝繁衍流传。最终此案依刑虬的建议凶犯之子获刑。
偏将军乙飞虎丧父，朝廷给假二十七月。虎并数闰月，诣公府请求复职。领军元珍斥责乙飞虎“麻衣在体，冒仕求荣，实为大尤，罪其焉舍！”主张引用《违制律》“居三年之丧而冒哀求仕，五岁刑”的规定惩之。三公郎中崔鸿抉隐究微，一一?综郑玄、王肃、杜预等博学硕儒计算丧期的方法，斤斤计较仔细推算后，断定乙飞虎是丧期恰满，不算冒哀求仕，但又责备他毕竟求职过于匆匆，“于戚之理，合在情责”。为惩罚其哀戚不切，判处鞭五十。
4．明法慎刑与“覆治之律”北魏后期，士大夫们充分阐述儒家罚必当辜、不枉不纵的刑罚观点，使法制向明法慎刑方面显著发展。与此同时，北魏政府采纳郎中辛雄的建议，规定了关于及时有效地纠正错判和处理上诉案件的“覆治之律”：“律文，狱已成及决竟，经所绾，而疑有奸欺，不直于法，及诉冤枉者，得摄讯覆治之。”也即是说，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之一，即应予以复审：其一是对于“已成之案”，即已发生法律效力或已经执行的判决，若发觉其认定事实有误或适用法律失当，或有枉法徇情，出入人罪之嫌的；二是判决完毕，被判刑之人及其亲属向有关部门申诉冤枉。覆治之律的出现，说明北魏法制在向礼法结合的实体化发展之时，也为提高刑罚效益，自觉地补救本身的缺陷，不断在技巧和细节上改造完善自己。
由孝文帝法制改革激起的儒学复兴和喧腾于朝野的议礼热潮，是正始以后经义全面占据法律领地的巨大驱动力。礼教观念几乎是前所未有地影响着法律，要求以法律权利的形式得到切实的确认。相应地，法律也越来越多地确认其存在，大量的礼教内容被提高到法律保护的地位。比较孝文帝改革前后违礼案件的多寡，处理案件的方式差别，再联系官当细则的完善，犯罪留存养亲等制度的建立，可看出，北魏后期法律活动的重心已从先前切实保护君权逐步扩展到保护官僚所代表的阶级特权，保护父权所代表的宗族秩序。刑罚观也由重报复重威慑向威慑教化并重转移。北朝法制正在向优化刑罚总体效益的方向前进。经由多次修律而总结汇成的正始律，作为北魏律之定本，集中了封建法律制度在北魏获得的适合其内在规律的发展成果。它的颁布，标志着北魏法制儒家化基本完成。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