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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进一步探索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

李玉华


内容提要： 2003年10月27日颁布的《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是书记员的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里程碑，它对于有效解决旧的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起到了重大作用。本文通过试图分析旧的书记员管理体制的弊端，以凸显此次改革的重要意义，并通过《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颁布后取得的成效，进一步探索了书记员的管理制度。
关键词：书记员 管理体制 单独序列 终身制
建国以来，人民法院书记员与审判人员同属国家行政干部序列，一直沿用着由书记员到助理审判员再到审判员的晋升模式。这种管理体制与计划管理体制相适应，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书记员职位有着明确的晋升方向，目标明确，容易激发工作的积极性；书记员接近审判工作，熟悉审判工作的全过程，使书记员工作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法官的上岗培训；法官与书记员之间“师徒式”的管理模式便于对书记员进行培养；等等。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旧的书记员管理制度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和队伍建设的需要，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其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当前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工作存在以下难题亟待改革：
第一，书记员队伍不稳，整体素质不高。在旧的管理体制中，书记员没有单独的职务序列。书记员的职务和职级，只能通过升任为法官才可能得到解决。因此，书记员成为法官的“后备军”是旧的书记员管理制度的必然后果。书记员向法官晋升的制度从客观上造成了书记员岗位的临时性和过渡性。有实践经验、熟悉业务的书记员晋升为法官，剩下的书记员既经验不足，又不能安心本职工作，不能潜心钻研书记员业务，使得书记员队伍的专业素质无法得到提高。同时，书记员一经录用，只要不犯大的错误，是不可能被辞退的，一些不胜任工作的书记员也很难找到出口，致使书记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
　　第二，录用标准混同，人才资源浪费。书记员岗位是一个技术性、辅助性的岗位，不需要很高的学历和法律专业知识，一般来说，具有法律专业大专学历的人员就足以胜任工作。但是，根据旧的管理体制和“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的发展模式，人民法院在新录用书记员时不得不提高学历标准，这就造成了不同职业在用人标准上的混同。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一般都要求新录用的书记员具有法律本科或研究生学历。所有新录用人员，无论学历多高，能力多强，都得从书记员干起。这种管理制度实际上造成了人才使用上的“高消费”，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
　　第三，法官队伍膨胀。在旧的的书记员管理体制下，晋升法官是书记员最好的出路，也是解决书记员职级的主要办法，这使得大量并不适合担任法官的人员想方设法挤上了“法官”这座“独木桥”，导致法官队伍日益庞大，对法官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造成负面影响。
　　第四，法官与书记员比例失调，审判工作受到影响。人民法院的编制是有限的，由于书记员不断向法官晋升，造成法院内部人员结构极不合理，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的比例严重失调，各级法院都出现了书记员严重不足的情况。因此，审判人员不得不从事一些诸如庭审记录、送达、案卷归档等本不该由他们从事的工作，直接影响了审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总之，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步健全和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现有的书记员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审判制度的需要。改革书记员的管理体制，引入新的竞争与择优机制，实行聘任制的管理模式，是提高书记员队伍的整体素质，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具体说，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有以下重要意义：
　　第一，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创新。干部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是我国干部管理体制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一些操作性、技术性、辅助性的岗位,采用传统的公务员录用方式无法解决工作人员的轮岗和出口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中央下发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中办发[2000]15号）中，都提出了在国家公务员的部分职位可以实行聘任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聘任制公务员的试点工作却一直没有展开，与这种特殊的管理方式相适应的聘任程序、合同管理方式、工资福利和保险制度等也一直没有建立。因此，《试行办法》的出台，是我国干部管理体制的创新。人民法院书记员实行聘任制管理，既与过去国家试行过的乡镇干部聘用制不同，也有别于在竞争上岗中实行的领导干部聘任制，对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将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和借鉴意义。
　　第二，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是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重要步骤，有利于完善法官管理制度，加快法官队伍建设进程。一方面，对书记员实行聘任制和单独序列管理，对于人民法院建立法官助理制度、确定法官员额比例等改革措施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探索。以书记员实行单独序列为起点，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的改革将逐步、分阶段地展开。司法分工将逐渐科学化、合理化，审判资源将得到优化配置，各类人员将进行分层管理，他们将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各安其位，各乐其业，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官及其辅助人员的分类管理模式将逐步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采用分类管理模式后，在科学合理地确定各类人员职责的基础上，区别不同种类人员各自的任职条件和选任程序，就可以相应地提高法官的任用条件，严格法官的遴选程序，进而优化法官队伍的来源，提高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有力地推动法官队伍建设的进程。
　　第三，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有利于保证书记员队伍的稳定，提高书记员队伍的专业素质。一是可以保证书记员队伍的稳定，提高书记员队伍的专业化水平。推行这项改革后，书记员的职责明确，编制确定，职务序列单列，不再向法官职位过渡。二是有利于保证书记员队伍的活力。聘任制书记员年轻，接受新事物快，通过培训，更容易掌握计算机操作技术，能够适应现代化庭审的需要，一些先进的庭审记录手段将得到更为广泛的运用，庭审过程的现代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三是便于管理，解决“出口不畅”的问题。对在聘任期间工作态度和工作技能不适应工作需要的书记员，法院可以解聘或不续签合同，从而改变当前法院用人能进不能出的现象。
　　总之，书记员管理制度改革将是人民法院人事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和加速器。这一改革符合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规律，解决了当前法院审判工作的急需。
二、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成效。
??目前，全国已有不少法院尝试对书记员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和探索，如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广西柳州中法院等法院实?大立案"，书记员交由立案庭集中管理，实行集中管理模式，从而取代以往的分散管理模式；又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书记员管理室为全院47个合议庭各配备一名跟案书记员，启动了其书记员的"单序列双重管理模式"；还有，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成立了书记员处，变"一审一书的书记员分散管理为书记员处系统、规范的集中管理模式"。
??从改革的实效看，这些法院的改革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
??１、有利于建立新型"审书关系"，促进书记员队伍的稳定。由于法官不再从书记员中产生，书记员有自己的晋升序列，调动了书记员工作的积极性，促进了书记员队伍人心的稳定，解决了以往每提升一批法官就造成书记员岗位空缺、审书比例失调的问题。而且由于书记员集中管理，解决了由于各庭收案数不等而使书记员忙闲不均的情况，促进了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与此同时，法官可以集中精力抓审判，有利于提高裁判案件的效率和水平。
　　２、有利于书记员素质的提高。书记员集中管理后，职责明确，改变了过去审书代劳的现象。书记员有统一的工作规范，改变了由审判员考核评价标准不一的问题，使书记员的竞争意识大大增强。实行书记员集中管理的法院，不少书记员均已采用电脑或速录机记录，记录的速度、质量、美观程度都大有改善。卷宗装订井井有条，各种审判内勤工作质量都得到明显提高。
　　３、有利于书记员监督机制的健全。书记员独立管理后，改变了以往一审一书的固定搭配关系。由书记员处负责分案、安排开庭日期，杜绝了法官自定开庭日期的弊端，而且从制度上隔断了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在庭前与法官接触的问题，有利于公正办案。
　　４、促进了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书记员处安排开庭日期和统计、公布收结案情况，有利于保证及时开庭和在审限内结案，提高了办案效率，而且使审判重心真正放到了庭上，符合控辩式庭审及时开庭、当庭宣判的要求。
?? 三、完善书记员管理体制的具体思路。
??1、实行书记员终身制。这是新型书记员管理制度的核心。书记员"终身制"是指书记员职业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也就是说，书记员在任职期间，只能在书记员职责范围内进行工作，不能承担应由法官完成的工作或者晋升为法官。为了充分开发书记资源，顺利完成日益繁重的开庭记录、卷宗装订归档任务，应当实行书记员终身制。
??2、实行书记员集中管理。在以往的书记员管理模式中，由于书记员分散在各庭，不利于书记员的管理与整体提高。而成立书记员室或其他书记员专职机构，有利于对书记员集中管理、统一调配和业务培训，即实行"集中管理，分散使用"的管理模式，所谓"集中管理"就是，书记员隶属书记员办公室，书记员办公室对书记员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调度，统一考核，统一培训，并设立几个小组分别负责刑事、民事、立案、审监、执行及速录员的管理工作。"分散使用"就是，按照审判工作的规律和特点，结合书记员岗位设置，把书记员合理安排到各业务庭，在审判工作中协助审判员做好各项法律辅助性工作，当好法官助手。
??推行这一"条块结合，以条为主"的模式，既能使书记员实行单独序列管理，同时又突出书记员要服从各审判庭工作指派，有利于建立新型的审书关系，使审判工作不因书记员管理体制变化而受到影响。
??3、书记员的产生及标准。长期以来，法院书记员的来源基本是军队转业干部、大学毕业生、以及从其他单位调入的人员。由于这些人员素质、文化层次参差不齐，容易影响人民法院的整体素质和书记员工作质量。因此，根据现行的人事管理机制，应当面向社会，公开择优招聘书记员。
　　由于法院书记员从事的是案件审理的记录工作，应当选择那些政治素质高、具有良好品行、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担任书记员；同时，文字功底厚、擅长计算机专业也是担任书记员的重要条件。由于法院审判常涉及到国家机密和审判秘密，案卷本身的保密工作非常重要，因此，书记员还要有较强的保密意识。此外，上级法院的书记员可以从下级法院工作突出的书记员中选拔升任。国家和有关部门还可建立书记员学院(校)，专门培养法院书记人才。
??4、实行书记员单独职务序列。所谓单独职务序列，就是指书记员作为一个专门职业，独立建制，专门管理，实行与法官并行的运行机制，工作出色的书记员可以提升为书记长，也可以参照法官模式晋级。在过去的书记员管理模式中，书记员被作为法官预备队，常常越俎代庖，代替法官制作审理报告和判决书，甚至主持开庭审理案件，导致书记员和法官职能不分，工作没有理顺。这不仅影响了案件的审理质量和审判效率，也有损法院的司法公正形象。建立书记员单独职务序列后，书记员有了独立的工作规则、管理机构和运行机制，书记员将在职责范围内开展工作，同时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更好地为审判工作服务。
　　5、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要与审判流程管理体制的改革结合进行。案件流程管理制，指由专门机构根据各类案件在审理流程中的不同环节，对立案、送达、开庭、结案等不同审理阶段进行跟踪管理，以保证案件审理工作的公正、高效。其中的送达、开庭环节与书记员工作联系密切。开庭要由书记员记录，送达一般也通过书记员转交法警办理。因此，建立职业书记员制度必须与法院的其他改革相结合，以互相补充和促进。
??四、改革书记员管理体制应注意的问题。
??在进行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时，其积极作用突出但仍有一些不协调之处有待完善：实行书记员集中管理，但书记员在法院干部序列中的地位还不明确，对书记员的任职条件、职务等级、晋升辞退等都缺乏法律保障；一些法院工作时间长，学历高的老书记员忙于准备取得法官资格的考试，已取得法官资格的亦不太安心书记员工作；书记员处与其它庭、处、室等在工作关系方面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理顺。故建议尽快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确保构建一支适应新形势下工作任务的职业化书记员队伍。




论进一步探索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
李玉华
内容提要： 2003年10月27日颁布的《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是书记员的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里程碑，它对于有效解决旧的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起到了重大作用。本文通过试图分析旧的书记员管理体制的弊端，以凸显此次改革的重要意义，并通过《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颁布后取得的成效，进一步探索了书记员的管理制度。
关键词：书记员 管理体制 单独序列 终身制
建国以来，人民法院书记员与审判人员同属国家行政干部序列，一直沿用着由书记员到助理审判员再到审判员的晋升模式。这种管理体制与计划管理体制相适应，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书记员职位有着明确的晋升方向，目标明确，容易激发工作的积极性；书记员接近审判工作，熟悉审判工作的全过程，使书记员工作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法官的上岗培训；法官与书记员之间“师徒式”的管理模式便于对书记员进行培养；等等。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旧的书记员管理制度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和队伍建设的需要，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其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当前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工作存在以下难题亟待改革：
第一，书记员队伍不稳，整体素质不高。在旧的管理体制中，书记员没有单独的职务序列。书记员的职务和职级，只能通过升任为法官才可能得到解决。因此，书记员成为法官的“后备军”是旧的书记员管理制度的必然后果。书记员向法官晋升的制度从客观上造成了书记员岗位的临时性和过渡性。有实践经验、熟悉业务的书记员晋升为法官，剩下的书记员既经验不足，又不能安心本职工作，不能潜心钻研书记员业务，使得书记员队伍的专业素质无法得到提高。同时，书记员一经录用，只要不犯大的错误，是不可能被辞退的，一些不胜任工作的书记员也很难找到出口，致使书记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
　　第二，录用标准混同，人才资源浪费。书记员岗位是一个技术性、辅助性的岗位，不需要很高的学历和法律专业知识，一般来说，具有法律专业大专学历的人员就足以胜任工作。但是，根据旧的管理体制和“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的发展模式，人民法院在新录用书记员时不得不提高学历标准，这就造成了不同职业在用人标准上的混同。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一般都要求新录用的书记员具有法律本科或研究生学历。所有新录用人员，无论学历多高，能力多强，都得从书记员干起。这种管理制度实际上造成了人才使用上的“高消费”，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
　　第三，法官队伍膨胀。在旧的的书记员管理体制下，晋升法官是书记员最好的出路，也是解决书记员职级的主要办法，这使得大量并不适合担任法官的人员想方设法挤上了“法官”这座“独木桥”，导致法官队伍日益庞大，对法官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造成负面影响。
金钱诚可贵，生命价更高
——姚丽事件的法律意义

陈朝晖*
（浙江万里学院法学院法学院 浙江 宁波 315100）

凭着你的崭新盔甲，青春的盾牌，
心灵的锐利，理想的利剑，
勇敢地摘取真理的金牌，
千万不要注意旁人的嘲笑。
无论过去是成功还是失败，
今天依旧阳光灿烂，
继续保持你的信心，
去扫除无知和虚伪，
去寻觅甘洌的清泉。
　　　——Mrs. Charles E. Cowman
中文摘要：
生命权和财产权都是应当受到法律保障的权益，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在市民社会生命权应当优先受到保护，在政治国家则应考虑利益的大小而不是利益的归属来做出取舍。法律所追求的正义不是无谓的牺牲，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暂时的妥协也无违正义的初衷。“殊死搏斗”不必然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而可能是封建流毒的外在表现。见犯罪而不格斗制止者，当为法律所否定，但不得以此作为剥夺其紧急避险之权利的理由。
关键词：生命权 财产权 市民社会 政治国家 正义 妥协

Money is Precious Indeed, but Life is Invaluable
——The legal Prescription of the Case of Li-Yao

Zhaohui-Chen
(School of law, Zhejiang Wanli College, Ningbo 315100)
Abstract:
The right of life and property are both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that should be protected by the law. When the two are conflicting from each other, we should distinguish two kinds of situations: in civil society, right of life should be protected first; in national politics, choice should be made by considering the value instead of the ownership. The justice pursued by law is not a meaningless sacrifice. When be forced and cannot help but make a concession temporarily, it can’t be regarded as disobeying justice. “Life-and-death struggle” might not be the action of revolutionary heroism, but the external manifestation of the feudal harmful influence. Seeing one is committing a crime without grappling to stop it, should be denied by law naturally. But when the law performs its right role, the right of necessity should be respected at the same time.
Key words: right of life; property; civil society; national politics; justice; concession

1999年7月9日中午12时许，中国建设银行三名女储蓄姚丽、孙海波和李蓬趁中午无业户时吃午饭，突然闯进两名男子，其中一人从提包内取出一把5-6磅铁锤猛砸防弹玻璃，并高喊"你们赶快开门，不准报警，谁报警就整死你们"，姚丽马上躲在柜台下按"110"报警器开关和用电话报警，但警讯均未送出。此时，歹徒仍疯狂地将防弹玻璃砸出一个直径40公分伞状碎痕，并逼迫储蓄员孙海波打开柜台门，并威胁喊道"我们只要钱不杀人，你不开门等我们进去就杀了你们"。孙海波说没有钥匙并看了姚丽一眼，姚丽点头示意后，也以假装找钥匙拖延时间，蹲在柜台下打电话报警，但电话仍无蜂音。此时，孙海波见被砸坏的伞状玻璃碎痕要掉下来，出于害怕，在歹徒恐吓下将柜台门打开，因姚丽正在打电话未预料到孙海波将柜台门打开。歹徒进入柜台后，其中一名持刀歹徒威逼姚丽把尾箱打开，并扬言不开箱就杀了你，致使姚丽打开尾箱，歹徒将姚丽尾箱中13568.46元现金和孙海波尾箱中30190.00元现金装入随身携带的提包内，又说钱怎么样么少？姚丽等三名储蓄员均谎称"今天早上有个储户取了大份，行里送款车还没到，不信你们看看票子"。以此故意拖延时间，谁也没有把保险柜钥匙交给歹徒，也没有把保险柜打开，从而保险柜内25万元现金未被歹徒抢走。两名歹徒又乱翻一阵后逃离现场。姚丽又用电话向"110"报了警。案后第二天，姚丽从自己家中取来现金13568.46元交给了单位。经查，姚丽平时工作勤恳，流产假期未到提前上班。
另查，中国建设银行大庆分行保卫部1999年3月份配发给景园储蓄所的恐吓报警器直至案发时还未安装，案发时，"110"报警装置失灵。在景园储蓄所的所长外出集训后，未按"男女搭配"和另设一名兼职安全员的规定配齐人员，也没有书面文件指令姚丽为临时负责人，亦未按规定经常检查监控报警、通讯设备和恐吓报警器是否灵敏好用，导致犯罪分子抢劫得逞。
1999年7月29日，中国建设银行大庆分行行长杨日新向该行工会委员会作出开除姚丽公职处分的议案，提请审议。该行工会委员会以姚丽严重失职，给单位造成严重损害为由，于1999年7月30日作出了开除姚丽公职处分的议案。中共中国建设银行大庆市分行委员会遂于1999年8月2日作出开除姚丽公职的决定，未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决定。同日，该会又作出了开除姚丽党籍的处分决定。姚丽对该行开除其公职的处分决定不服，向大庆市萨尔图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大庆市萨尔图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1999年11月8日作出裁决，撤销了中国建设银行大庆分行对姚丽的处分决定，恢复姚丽公职，安排工作，补发工资。中国建设银行大庆分行不服，向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条、第五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十三条、第十九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撤消中国建设银行大庆分行工作委员会《关于对姚丽开除公职处分的议案》的决议。恢复姚丽工作，补发姚丽1999年8月5日至2000年1月5日的工资，合计人民币4601.90元。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中国建设银行大庆分行负担。建行仍不服上诉至大庆市中级法院。
大庆市中院经审理认为，景园储蓄所被犯罪分子抢劫，主要原因是该所未安装恐吓报警器和"110"报警装置失灵，遭受侵害时不能及时报警，使工作人员处于孤立无援状态所致，加之上诉人未按规定配备人员，主要责任在上诉人，并非被上诉人个人行为所致。当被上诉人面对手持凶器的两歹徒，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未能做到为保卫国家财产临危不惧，但为保护金柜中25万元现金与歹徒周旋，使国家大额财产未受损失，亦尽到了一定的责任，不构成严重失职行为。案发第二天，姚丽从自己家拿来13568.46元现金将犯罪分子从自己尾箱中抢走的现金全部补交给了单位，不能认为给上诉人造成重大损害，不具备开除公职的条件。且上诉人作出开除姚丽公职的处分决定，未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决定，未报所在地劳动、人事部门备案，违反法定程序，实属不当，应当恢复姚丽公职，安排工作，补发工资。被上诉人提出返还已交的13568.46元的请求，可另案处理。
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1999）萨民初字第1145号民事判
（二）撤销中国建设银行大庆分行的建庆发（1999）54号文件中"关于开除姚丽公职处分的决定"。（案情由本文作者根据《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庆民终字第128号》整理）
2000年3月23日姚丽到建行大庆市分行商贸储蓄所报到，工作至今。
2000年6月16日建行大庆分行向姚丽宣布大庆建行党委对她新的处分决定：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记大过。姚丽表示不能接受，提出复议，两个月后复议被银行口头驳回，直到今天这件事情仍然是姚丽的一块心病。
在姚丽事件之后，建行大庆市分行让全行的工作人员签署了一份安全保卫责任书，在这份责任书的责任指标中提到如发生事故和案件应立即报警，全体员工要临危不惧，机智勇敢地与犯罪分子进行殊死斗争，不惜一切保护好国家资产和财产安全，并且规定畏缩不前、拱手交出国家资金和财产的要处以罚款、处分以及刑事责任。（资料来源于互连网“美亚新闻中心”钟鹭文：《姚丽：不是英雄就是狗熊？》）

一裁二审的蝉联胜出，似乎标示着法律对“礼教”的胜利。然而，姚丽目前的无奈，已经不单纯是法律的悲哀。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两级人民法院均支持了姚丽的主张而否定了建行大庆市分行的结论，是完全符合法治原则并无可挑剔的：
姚丽的行为在法律上是正当且值得肯定的，应当定性为一种紧急避险行为。紧急避险在刑法上不被认为是犯罪行为，在民法上不被认为是违法行为。所谓紧急避险，是指为了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采用损害另一个较小的权益，以保护较大的权益免遭危险损害的行为。这一行为有三个要件：（1）须有急迫危险。（2）须为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体、自由、财产或公共财产上急迫危险而为避险行为，以较小的损失避免较大的损失。（3）须避险行为不超过必要的限度。
姚丽作为一个纤纤弱女，面对持刀的劫匪扬言“不开箱就杀了你”，不可谓不是面临“急迫危险”；交给持械抢劫银行的歹徒区区1万3千余元钱款，而保住了保险柜内25万元现金和公章、票据，自然无超过“必要限度”之虞。唯一或许还不得不讨论，但实际上确实不应当是一个问题的问题是：姚丽是否以较小的牺牲维护了较大的利益：
如果可以假设，我们试图假设一下（事实上这种假设本身就是残忍的）：姚丽不是巧妙的与歹徒周旋，而是临危不惧，挺身抗争，以自己的鲜血和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首英雄的赞歌（这样的词句几十年来已经频繁亮相于广播、报纸等全部大众传媒，以至我们如此的耳熟能详）。我们已无需假设在此种假设下，其余两名储蓄员和银行钱款的命运，假设向着最好的方向发展，姚丽以自己的生命保住了一万三千元钱款，是不是就是一种最佳和唯一的选择。这涉及到姚丽个人的生命权和国家财产权（按照通说，建设银行作为国有企业，其财产由国家享有所有权）的价值衡量问题。
生命无价，似乎在文学抒情上是无可挑剔的，在市民社会也是一条无可辩驳的真理。但是从政治国家的角度出发，得出生命权永远高于财产权的结论，显然也有失冷静。“生生大德”，保护生命是社会正义的第一原则，在这个原则面前，其他所有的理由都黯然失色。同时，生命的死亡不同于财产的损失，具有不可补救性。因此，生命价值在市民社会永远处于优先地位。比如船舶在航行中因救助人命而误期或对货物造成其他经济损失，不承担责任。在船舶优先权项目中，船舶在营运中发生的人身伤亡的赔偿请求权优先于财产损害赔偿的请求权。（邓瑞平．《船舶侵权行为法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00．）同时，救助海上遇险之人命通常作为强行法规范（例如《英国商船法，1995》，Article3，PartⅡof Schedule 11，参见杨良宜．《海事法》．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9,382．），并不得主张经济报酬。但是数额特别巨大或者至关重要的国有财产为国运民生之所系，也是国家保障个体人权的物质基础，比如国家在战时为了保障对军需物资的所有权，要求军人的生命权服从国家的财产权似乎是一个法理上没有争议且法律上各国通行的做法。我国《刑法典》就将“战场上贪生怕死，自动放下武器投降敌人”，“战时临阵脱逃”规定为“军人违反职责罪”加以处罚。此乃政治国家的法与市民社会的法之差异使然。对于其他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财产与个人生命权的衡量，国家的刑事和行政立法有时不能对此做出硬性规定，企业的自主立法（企业的自主立法构成法的渊源，参见：吴春香、陈朝晖．《论企业管理之法治化》[J]．载《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1）67．）强调对国家利益的保护，似乎在一定的限度内也是可以接受的。这虽然是市民社会价值取向的例外，但或许解释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未尝不可，而且市民社会向政治国家的渗透也可合理运动而发挥积极作用。但是，下列前提是必须存在的：第一，此类企业的自主立法必须要经民主程序，比如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方能生效。因为这不是企业剩余控制权的问题，而是事关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如果广大职工都认为保障特定重大财产的安全确实较个人生命安全更加重要，这是全体职工乃至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那么将此作为制度确立下来也无违法之虞。当然其是企业员工协调意志而不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因此只能以软法（SOFT LAW，是指法律拘束力比较弱的法律）的形式存在。而不经民主程序，由少数人作出对多数人的产生效力的规范，则不但是对群众路线的背离，也是对法治的破坏，对人权的践踏！第二，重要财产，应当限定在严格的范围内，即必须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不可或缺，也无可替代，决不能以一个“国有财产”的名头将鸡毛蒜皮也计算在内。第三，英勇斗争不是无谓牺牲，必须有避免或挽回重大损失的现实可能。第四，企业自主立法不得与上位阶的法发生冲突，不得剥夺企业员工基于法律而享有的“紧急避险”之法定权利，否则即为无效。而建行大庆分行要求员工在决无生望的情况下为一万三千元的财产利益而生死相搏，显然不具备上述前提，是极不人道也难说公道的。如果说我国公民的生命权竟然不及一万三千元人民币的财产权，恐怕要得出中国人牛马不如的结论。依照此逻辑，严重失职、有负党和人民重托的银行行长杨日新，其价值几何自不待言。
之所以存在生命权和财产权这样的称谓，是因为生命和财产都是法律需要保护的利益。所以当两种权利发生冲突时，在市民社会当然以生命权优先，但在政治国家，法律侧重保护哪方面的权利，最终需要考量的是其背后所蕴含的利益——是利益的大小，而不是利益的归属。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谬论。试问难道集体利益不是由个人利益构成（虽然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累加）？集体利益只有通过关注个人利益才能得以实现。如果片面强调为了集体利益，个人应当无条件的做出牺牲，而不考虑利益的大小，其结果是集体利益的总量有减无增，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都是不经济的，当然也是非正义的。显而易见，即使政治国家，也不能一概的将财产利益置于生命利益之上，否则也可能发生对正义的背弃。
战时的军需物资，是战争成败的关键所在，是国家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因此它值得用鲜血和生命去维护。但是，在众所周知的荒唐年代，一位青年为了抢救被激流冲走的一粒稻谷，而“光荣牺牲”，只因为那是集体的稻谷，该青年便被树立为学习的榜样。这个故事曾经激励过一代人，其中渗透着的无知和愚昧，还有残忍和血腥，令人想来不胜唏嘘。然而即使今天，仍然没有走出这个怪圈和阴影。据一位朋友撰文说，其读小学的侄儿所在的学校老师问同学们：如果遇到洪水，是抢救学校价值几百元的电视机还是抢救自家几千元的电脑，几乎全班所有同学都答抢救学校的电视机，唯有该小儿答曰先抢救自家的电脑，随后再给学校买台电视机。没想到该回答竟然还是招致老师的批评，曰：心中没有集体！这个故事，虽然没有“舍身救稻谷”极端，但其逻辑却同出一辙。集体的利益再小，也比个人至关重要的利益为大。这个逻辑从经济学上来说是显然不成立的，至少以该小儿的做法，对集体利益无损，亦可满足个人利益。这样一个利己利他的选择，不知怎么就成了没有集体主义观念。难道在可以减少损失的情况下，无谓的扩大损失就成全了集体主义的宗旨么？这样的道理小学生都很清楚，相信有理智的成人不会有人不明白。上世纪80年代末刮起的“学赖宁”的热潮，当时本文作者作为一名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小学生（当时作者已经通读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数百万字），对此便十分困惑不解：难道救火不应当由专业的消防队来进行么？一个初中生，挥舞一根树枝，对伟大而壮丽的救火事业可以贡献多少力量？难道这样的牺牲精神是值得推广的么？可惜作者的观点没有人理睬，皇帝的新装依然被心怀各种目的的成人吹捧和赞颂，乃至1994年4月，辽宁省瓦房店市许家屯镇东马屯小学对面的山上发生山火，十几名六年级小学生争先恐后去救火，结果，８个孩子葬身火海。而事后据有关部门评估，那场山火烧毁的都是荒草败叶和不成材的杂木，根本没有造成任何经济损失。由此，大连市终于将“中小学生不得参与救火”明文下发，多少反映出认识和立法的进步。然而，这样明显的道理，难道只有透过鲜血的折射才可以感知么？
爱国，爱集体也许是天经地义的，一定的“付出”和“奉献”也是爱的必要表达，但不是只有“割肉饲鹰，舍身饲虎”才是真正的爱。奉献也许不当谋求回报，但不能没有价值。本文作者的女朋友，总是三天两头给作者下达各类工作任务，要求作者毫不迟疑的效犬马之劳。先是满足她自己的奇思异想，后来发展到与她有交往的一干人等的鸡毛琐事。总之要求作者必须对这些毫无意义又劳神费力的付出乐此不疲，才能表明作者对她的爱意。我们知道“爱”不是“烽火戏诸侯”或“一骑红尘妃子笑” （杜牧《过华清宫》），也不是单方面的无条件付出。给褒姒、玉环等绝世美女扣上“红颜祸水”的帽子当然不公，但她们恐怕确实不如唐太宗的长孙皇后贤良。同样，国家要求其国民爱她，这种对爱国精神的解读也不能是“空见蒲桃入汉家” （语出李颀《古从军行》, 汉武帝时为了求天马（即今阿拉伯马），开通西域，乱启战端。当时随天马入中国的还有“蒲桃”和“苜宿”的种子，汉武帝把它们种在离宫别馆之旁，弥望皆是，然而其代价却是“年年战骨埋荒外”）。贺卫方教授指出：“银行里的国家利益不仅仅是金钱，职员的生命也是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来源于互联网“上海劳动律师在线” 《北大法学博导贺卫方谈姚丽事件》）所以国家在要求其国民爱国的同时，也要负起保障国民生命安全的责任和使命，而不能单方面的要求其国民“应将性命逐轻车” （李颀《古从军行》）。好在本文作者乃一介布衣，女朋友任任性，耍耍小孩子脾气，迁就一下也不会背负“红颜误国”的骂名。可是拥有强大公权力的国家如果也任性起来，也来点孩子气，那麻烦可就大了：其结果是国民的幸福和自由无从谈起，国家也将在病态中扭曲其栋宇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