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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土地增值税若干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6]2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地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和有关规定精神，现将土地增值税有关问题明确如下：

一、关于纳税人建造普通标准住宅出售和居民个人转让普通住宅的征免税问题

《条例》第八条中“普通标准住宅”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房地产市场若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字[1999]210号）第三条中“普通住宅”的认定，一律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26号）制定并对社会公布的“中小套型、中低价位普通住房”的标准执行。纳税人既建造普通住宅，又建造其他商品房的，应分别核算土地增值额。

在本文件发布之日前已向房地产所在地地方税务机关提出免税申请，并经税务机关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原来确定的普通标准住宅的标准审核确定，免征土地增值税的普通标准住宅，不做追溯调整。

二、关于转让旧房准予扣除项目的计算问题

纳税人转让旧房及建筑物，凡不能取得评估价格，但能提供购房发票的，经当地税务部门确认，《条例》第六条第（一）、（三）项规定的扣除项目的金额，可按发票所载金额并从购买年度起至转让年度止每年加计5％计算。对纳税人购房时缴纳的契税，凡能提供契税完税凭证的，准予作为“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予以扣除，但不作为加计5％的基数。

对于转让旧房及建筑物，既没有评估价格，又不能提供购房发票的，地方税务机关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第35条的规定，实行核定征收。

三、关于土地增值税的预征和清算问题

各地要进一步完善土地增值税预征办法，根据本地区房地产业增值水平和市场发展情况，区别普通住房、非普通住房和商用房等不同类型，科学合理地确定预征率，并适时调整。工程项目竣工结算后，应及时进行清算，多退少补。

对未按预征规定期限预缴税款的，应根据《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从限定的缴纳税款期限届满的次日起，加收滞纳金。

对已竣工验收的房地产项目，凡转让的房地产的建筑面积占整个项目可售建筑面积的比例在85％以上的，税务机关可以要求纳税人按照转让房地产的收入与扣除项目金额配比的原则，对已转让的房地产进行土地增值税的清算。具体清算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地方税务局规定。

四、关于因城市实施规划、国家建设需要而搬迁，纳税人自行转让房地产的征免税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四款所称：因“城市实施规划”而搬迁，是指因旧城改造或因企业污染、扰民（指产生过量废气、废水、废渣和噪音，使城市居民生活受到一定危害），而由政府或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根据已审批通过的城市规划确定进行搬迁的情况；因“国家建设的需要”而搬迁，是指因实施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委批准的建设项目而进行搬迁的情况。

五、关于以房地产进行投资或联营的征免税问题

对于以土地（房地产）作价入股进行投资或联营的，凡所投资、联营的企业从事房地产开发的，或者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其建造的商品房进行投资和联营的，均不适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一些具体问题规定的通知》（财税字[1995]048号）第一条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的规定。

六、本文自2006年3月2日起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二○○六年三月二日



探讨经济法的理论基础、性质和价值的关系

朝拜者


一、理论基础、性质和价值概念的哲学剖析

（一）理论基础的概念

　　基础是指事物发展的根本或起点，它是各种作用和活动的物质性的、实体性的前提。一般而言，基础分为客观基础和理论基础。客观基础是事物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是本身存在的，包括了社会基础、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三方面。理论基础，顾名思义是最基本的理论，是事物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主观基础，是人主观作用于客观的产物。理论基础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有多个，如是多个，它们则从不同角度提供依据，并且相互结合，形成一个中心，支撑这类法律或这门学科。

（二）性质的概念

　　性质是一个事物在和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中表现出来的特性，是一个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属性。和本质不是等同的，性质表现在外，本质隐藏在内.认识事物的性质，是认识事物的第一个层次，认识事物的本质，是认识事物的第二个层次。

（三）价值的概念

　　价值是揭示外部客观世界对于满足人的需要的意义关系的范畴，是指具有特定属性的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意义，其存在基础在于一个事物对另一个事物的有用性。

二、理论基础、性质和价值在哲学上的关系

　　对于任何事物而言，都会经历产生、成长、成熟、衰弱和消亡的发展过程。基础决定了事物的产生，因此对事物的研究当然得从基础出发。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历史主义，对事物性质的研究，从来都应该从该事物产生的历史中去寻找。而事物客观存在的固有属性即性质的不同，决定了事物具有不同的满足主体需要的特性即价值的不同。因此，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事物的客观基础和理论基础是研究其性质的出发点，事物的不同性质决定了事物的不同价值，但对事物理论基础的抽象和概括又必须借助价值层面进行推衍。

三、经济法的理论基础和经济法的价值之关系

　　对于经济法的理论基础而言，它是经济法研究的最基本的理论，但对于“理论基础究竟是何物”这点学界却没有形成共识。笔者认为对经济法理论基础的研究应当站在经济法价值的层面进行，必须从价值的层面进行推衍。
　　经济法的价值强调的是经济法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即对社会秩序、社会公平和社会争议的追求。虽然学界对经济法的价值有众多的表述，具体包括了漆多俊教授的“社会总体经济效率和社会实质经济公平”、史际春教授的“实质正义、社会效率以及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的统一”和邱本教授的“自由、竞争、秩序和调控”等，但笔者认为其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即都认为经济法的价值在于从社会整体出发，追求的是“社会整体经济效益”，这一点也为汤黎虹教授所认可。
　　在对价值做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应当对经济法的理论基础进行探讨。对于这点，笔者同意汤黎虹教授提出的法意理论构成要件，即对任何部门法理论基础的研究都不能脱离法意而单独进行。但同时笔者认为经济法由于其自身的特点，经济法涉及面广，实践性强，其理论基础具有当然的综合性，这一点是我们不可避免的，经济学和法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贯穿其中，通过有机结合构成了经济法的理论基础。但无可置疑的是，经济学和法学的理论是其理论基础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经济学方面，由“自由放任主义”导致市场失灵，因此导致其向“国家干预主义”的过渡，从个人价值的追求转向对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的追求，关注社会总体福利水平，避免个人福利的不当追求导致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下降，这促使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调控之法的产生的具有必要性。在法学方面，对于理论基础的研究，应当从注重法意理论、突出经济法特征和承认其他法的理论基础为理论之本。法学理论经历了由“国家本位”向“个人本位”最后再向“社会本位”的过渡，经济法产生的客观基础也决定了其对社会本位的追求，体现了经济法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因此，笔者认为经济法的法学理论基础是由其社会性即价值所追求的社会整体经济效益所决定的，纵然民商法和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都或多或少的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性，但是笔者觉得这与经济法的社会性是不一样的，民商法的社会性是在保障私人的利益为前提的，行政法的社会性是以控制行政权滥用为前提的，而经济法的社会性是为了保障社会整体的公平为取向的 ，具有纯粹的社会性。
通过对经济法的价值的探讨，我们可以得出经济法理论基础中两个最重要的方面——在经济学层面的国家干预和在法学层面的社会性。

四、经济法的理论基础和经济法的性质之关系

　　在讨论了经济法的理论基础之后，对经济法性质的探讨就有所依托。
　　从经济法理论基础的经济学层面来看，经济法产生的原因在于自由经济下，经济人对个人利益的过度追求，损害了其他社会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甚至是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市场失灵严重，因此，国家干预随之而生。同时为了防止政府失灵的产生，对政府干预行为进行干预也就显得必要。这些导致了在经济学层面经济法产生的必然性。由此可见，经济法既防止市场失灵，又防止政府失灵，但本质是为了防止市场失灵，即防止社会整体福利的不当丧失，所以在经济学层面，我们可以得出经济法性质的社会法属性。
　　从经济法理论基础的法学层面来看，社会本位理念是经济法产生的法哲学基础，也是其目的所在。从法哲学角度来看，社会本位理念强调权利和义务的融合统一性、公私法的交融性、社会整体利益的优先性，促使了社会法作为一个新法域的产生。从目的角度来看，经济法是在于通过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功能，实现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由此，在法学层面，我们也可以看出经济法浓厚的社会法属性。
　　由上述对经济法理论基础的探讨，我们可以从经济学层面和法学层面得出经济法几乎相同的属性——浓厚的社会属性，因此，可以得出经济法是社会法的结论。

五、经济法的性质和经济法的价值之关系

　　经济法的社会法性质决定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价值，或者经济法至少要将其主导价值定为社会本位。在社会法性质指引下的社会本位决定了政府进行市场干预的目的——整体经济效益的追求。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社会法的性质决定了经法的价值取向是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所以对政府干预行为的确认是一方面，但对政府干预行为的规制又是一方面。
　　在对政府干预行为的确认层面上，一方面，社会本位强调不应当在主体资质不一样的情况下，把他们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特别是当权利义务的分配到涉及到他们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的时候。这时，国家作为主体就要进行必要的介入，从追求形式公平转向追求实质公平，实现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实现社会整体经济效益。另一方面，社会本位要求对市场进行干预，切实保护社会公益。市场是一种配置社会资源的机制，促使这一机制有效运转的内驱力是利己主义。而社会本位认为应当理性的看待经济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要尊重但不能放任，给出了其追求的合理界限——即不得损害社会整体利益，避免个人成本的外化，造成社会整体福利的流失。
　　在对政府干预行为的规制方面，正如汤黎虹教授提出的整体经济效益的一体性、稳定性和协调性三个要求，社会本位要求政府在进行干预时必须合理保障国家、区域、地区、行业和个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冲突，不能为了国家利益牺牲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防止政府借干预权之行使来不当的获取政府权利。相反的，社会本位的导向要求政府干预时把社会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对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的追求视为政府干预的界限。
　　由此可见，经济法的性质决定了经济法的固有价值，即对整体经济效益的追求。

六、经济法的理论基础、性质和价值的关系总结

　　综上所述，在哲学层面得出理论基础、性质和价值关系的基础上，笔者从经济法的实际角度出发，对这三者在经济法层面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在理论基础和价值的关系上，笔者结合汤教授的“整体经济效益”的价值说，肯定了价值对理论基础的推衍作用，在运用汤教授提出的法意说和学说共识下，得出了理论基础的两大层面——经济学和法学上的内容。在理论基础和性质的关系上，笔者以理论基础为依托，得出了经济法的社会法属性。在性质和价值层面，笔者肯定了性质对价值的决定作用，从社会法的社会本质属性层面对确认政府干预和规范政府干预进行了探讨，得出了经济法具有整体经济效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