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地单位在广州市设立办事机构的规定
广东省广州市政府
关于外地单位在广州市设立办事机构的规定
广州市政府
（一九九○年九月十四日广州市人民政府颁发）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外地单位驻广州办事机构的管理，更好地发挥外地驻广州办事机构的作用，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粤府〔1982〕202号文件的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外地单位在广州市辖区内设立的驻广州办事机构（不包括外国以及港、澳、台地区和“三资”企业在广州设立的办事机构）均应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广州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以下称广州市经协办）是外地单位驻广州办事机构的管理部门，负责本规定的贯彻实施。
第二章 机构的设立及其工作范围
第四条 驻广州办事机构的设立，分为驻广州办事处、驻广州联络处和驻广州联络组。设立办法如下：
（一）国务院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市、沿海开放城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以及本省、海南省的地级市的人民政府，在广州市可设立一个办事处。
（二）除本省和海南省外，各地区行政公署、地级市及本省和海南省各县的人民政府、国内大型工矿企业（不包括一般企业），原则上在广州可设立一个联络处。
（三）不属于上述（一）、（二）款范围，本省和海南省各县原经县以上人民政府同意，省外原经行政公署或地级市以上人民政府同意，现当地人民政府仍认为有必要，且在一九八九年十月底以前已在广州挂牌、有固定办公地方、在银行开设了帐户、已办领暂住户口的驻广州机构可补
办手续，允许设立联络组。
（四）边远和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经批准可设立办事机构。
第五条 外地驻广州办事机构应实行统一规范的名称。
根据本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设立的驻广州办事机构，统称“驻广州办事处”。
根据第（二）款设立的驻广州办事机构，统称“驻广州联络处”。
根据第（三）款设立的驻广州办事机构，统称“驻广州联络组”。
第六条 原已设立的外地省一级的外贸驻广州办事处，名称可不变。
第七条 外地驻广州办事机构的工作范围：
（一）搞好地区间的工作联系和经济联络，发展地区间经济技术协作。
（二）推进外引内联，寻求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地发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为引进国内外的资金、技术、人才、物资和管理经验牵线搭桥，促进合作项目的落实，巩固和发展合作关系。
（三）抓好信息工作，为所属上级单位及时交流、传递国内外的经济、科技、文化和市场等方面的信息。
（四）负责管理所辖的驻广州的机构和企业。
第三章 机构的设立和审批
第八条 申请设立驻广州办事机构的条件：
（一）申请者必须是本规定第四条规定的单位；
（二）必须有驻广州办事机构的专职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必要的通讯设备。
第九条 机构设立的审批程序：
（一）申请设立驻广州办事处的单位，须凭当地人民政府的公函（附编制部门批件）或国务院部委级单位公函，向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申报，经编制部门审核后，由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批准。
（二）申请设立驻广州联络处的单位，须凭当地行署、地级市人民政府或本省和海南省县级人民政府公函（附编制部门批件），国内大型工矿企业凭上级主管单位的公函，并由其上一级驻广州办事机构签署意见，向广州市经协办申报（其上一级未设驻广州办事机构的，直接向广州市经
协办申报），经编制部门审核后，由广州市经协办批准。
（三）申请补办手续设立驻广州联络组的单位，须凭主管单位和县以上人民政府的公函，由其上一级驻广州办事机构签署意见后，报广州市经协办审批。
第十条 驻广州办事机构经批准后，由广州市经协办发给《登记证》，方可挂牌开展工作。
第四章 机构的管理
第十一条 本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的单位设立的驻广州办事处，其编制人员均入广州市常住集体户口，人数一般在二十人以内。其他驻广州办事机构的编制人员一律申报暂住户口，领取《暂住证》。
第十二条 外地单位驻广州的办事机构一律不得经商。
第十三条 外地驻广州办事机构定员内的人员可由当地派出，亦可在有广州市常住户口的人员中录用。其他人员原则上应按规定在有广州市常住户口的人员中聘用。确需招聘非本市人员的，须经广州市劳动局批准。
第十四条 外地驻广州办事机构必须接受广州市有关部门的管理，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违反者，依法查处。
第十五条 外地驻广州办事机构的办公地点和负责人的变动，应报广州市经协办备案。机构需要撤销的，应书面报广州市经协办承办。
第十六条 外地驻广州办事机构需在广州建房、购房、租房和申请设立银行帐户、报装电话，应持广州市审批机关同意设立办事机构的文件到有关部门申请办理。无上述文件的，有关部门不予受理。
第十七条 经批准设立的外地驻广州办事机构应按规定缴纳有关费用。如使用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以后的常住人员户口指标的，还应按规定缴纳城市基础设施增容费。
第十八条 凡外地在广州开办的企业，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领有营业执照的，须归口该地驻广州办事机构统一管理。该地尚未设立驻广州办事机构的，由广州市经协办管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对不符合本规定，未经批准而设立的驻广州办事机构，限于一九九○年十一月底前撤销；对逾期不撤销的，公安部门应注销其暂住户口。
第二十条 本规定授权广州市经协办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广州市人民政府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日颁布的《关于外地单位在广州市设立办事机构问题的意见》（穗府〔1984〕86号）和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颁布的《关于外地单位在广州市设立办事机构的补充通知》（穗府〔1986〕68号）同
时废止。
1990年9月14日
【案情简介】
2009年1月，王某与张某共同出资设立甲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王某以自有现金出资100万元，占公司股权的51%，张某以通过向乙公司借款的方式出资100万元，占公司股权的49%，经验资并经工商登记，甲公司于同年8月正式成立。同年9月，王某作为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虚假交易合同方式协助张某抽逃出资,并以甲公司的名义向乙公司开具了金额为100万元的转帐支票一张。2010年5月，张某在征得王某同意后，将其在甲公司30%的股权以7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李某，另外19%的股权以47.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孙某，并分别签订了书面股权转让协议。2011年3月，李某和孙某作为甲公司股东，经查阅甲公司原财务会计报告等资料后，以张某抽逃出资的行为严重侵犯公司权益，而甲公司董事会和监事怠于行使诉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某向甲公司返还出资100万元并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
【争议焦点】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1、在抽逃出资的情形下，张某是否具有股东身份，其与李某、孙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2、如果股权转让合同有效，作为股权受让人的李某与孙某，在取得股东身份的前提下是否有权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王律师分析】
首先，在抽逃出资的情形下，张某是否具有股东身份，其与李某、孙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
我国《公司法》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对公司股东抽逃出资行为规定了包括返还、赔偿、补充赔偿、承担连带责任等民事责任以及责令改正、处以所抽逃出资金额5%以上10%以下的罚款等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并赋予公司可以根据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对抽逃出资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作出相应的合理限制的权利，如《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2条、第14条和第17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应认定为抽逃出资；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根据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对其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作出相应的合理限制，该股东请求认定该限制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而对于股东抽逃全部出资，是否当然地丧失股东资格，我国《公司法》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没有相关的强制性规定。笔者认为，足额出资是股东对公司最基本的义务，股东抽逃全部出资并不必然否定其股东身份，考虑到登记的公信力及交易安全，工商部门登记、章程及股东名册的记载等是确认股东资格的基本依据，是否实际出资并非承认或否认股东资格的决定性条件。
因此，在张某抽逃全部出资且股东资格不为法律强制性剥夺的情形下，张某与李某、孙某分别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固然存在意思表示上的瑕疵，但张某仍为适格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本案中，李某、孙某在与张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对张某抽逃全部出资完全不知情，为善意第三人，其可以根据《合同法》第54条以张某欺诈为由主张变更或者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但由于考虑到甲公司经营状况正常、发展潜力和前景较好，李某和孙某没有选择《股权转让协议》变更或撤销之诉，对此法律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必横加干预。故，受让人李某和孙某明知张某出资瑕疵仍接受转让，且其分别与张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亦不具备《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应认定为有效。
其次，如果股权转让合同有效，作为股权受让人的李某与孙某，在取得股东身份的前提下是否有权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我国《公司法》第152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150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180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本法第150条规定的情形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30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股东可以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这一法律规定，股东代表诉讼应当符合以下三个条件：
1、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主体资格条件
根据《公司法》第152条和《公司法司法解释（一）》第4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及股份有限公司连续180日以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本案中，李某、孙某分别系甲公司的股东，其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在主体资格上是适格的。
2、诉因条件
根据法律规定，主要是针对“董监高违反对公司的忠实和勤勉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害的行为”和“他人侵犯公司的合法权益”。对于“他人”，应理解为公司董监高以外的其他人，当然包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其他股东，也包括对公司实施侵害行为的任意外部第三人。本案中，张某系甲公司原股东，其在甲公司设立时的出资义务为法定义务，其抽逃全部出资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司法人财产的充实，属于对公司合法权益的侵害，且不因其股权转让而免除，应该承担返还出资及赔偿损失的责任。
3、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条件
根据法律规定，除“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情形外，董事会、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是公司利益受损时法定的公司诉讼机关。当上述公司诉讼机关不能履行诉讼职责、拒绝履行诉讼职责或者怠于履行诉讼职责时，股东为维护公司利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代表诉讼。本案中，王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且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张某抽逃全部出资过程中积极参与并起到协助转移之作用；在李某、孙某书面提请公司法定诉讼机关追究张某损害公司利益责任时，又操纵和掌控公司法定诉讼机关不能行使诉权或怠于行使诉权，故李某、孙某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符合法定程序。
最后，股东代表诉讼对于强化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公司法》对股东代表诉讼规定得比较原则和笼统，常常在实务中遇到了一些操作层面上的问题，有必要予以要简单探讨。
所谓股东代表诉讼，是指当公司利益受到损害或侵害而公司法定诉讼机关不能、拒绝或怠于追究损害人或侵害人责任时，具备法定资格的股东为了公司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对损害人或侵害人提起诉讼，追究其法律责任的诉讼制度。我国《公司法》第152条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在我国确立了这一制度，大大增强了公司相关利益主体民事权益的可诉性，但是该条规定并不完善且原则性较强，在原告主体资格认定等方面规定过于笼统，对于公司及其他股东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等问题又没有明确涉及，在实务中各地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基本处于一种司法无序的状态。以下笔者就实务中的十大难题予以简单探讨：
1、股东代表诉讼原告的资格问题
对于股东代表诉讼原告资格问题，我国《公司法》第152条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对于前者采单独股东权说，对于后者采少数股东权说。在实务中，确认原告资格问题通常结合《公司法》第33条作如下处理：⑴对外主张具有公司股东资格的，以工商登记为标准；⑵因股权转让，出让人与受让人产生股权确认争议的，以《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为标准；⑶因股权转让而向公司主张确认股东资格的，须《股权转让协议》及履行其他股东同意和优先购买前置程序的有关证据；⑷向公司主张在设立或增资时为股东的，须提交股东名册、工商登记、公司章程或股东之间继承、转让、赠与的协议，如无相反证据，则可证明其股东身份，对于仅提交股东会会议决议、董事会会议决议、出资证明书或证明其实际出资或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的，需要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
上述对于原告资格的限制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主要有三：第一，在原告资格上以公司类型为标准进行区分没有道理，无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规模、股东构成、治理结构等存在什么样的差别，对于单个股东而言，其追求股东权利的实现以及行使股东权利并无实质性的不同；第二，合计持股1%以上指在某一时间点上两个以上股东持股份额的合计。对于某一股东在某一段时间内买入股份之和超过1%时，即便是其获知公司遭受侵害之事实，按现行法律规定，也需等到后续买入股份满足连续持有达180日以上这个时间条件后方能起诉，显然不利于公司利益的保护；第三，设立时间条件不同时设立“净手原则”，亦不能阻却图谋不轨者发动滥诉，对于那些在获知公司遭受侵害后意图通过诉讼而牟取利益的人，可以故意买入股票成为公司股东，只需等上180日即可具备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因而有必要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完善。
2、股东代表诉讼原告权利的限制问题
由于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原告股东仅依法律规定代表公司行使程序意义上的诉权，但法院最终判决的实体权利仍归属公司本身，且可能涉及到其他未起诉股东的间接权利。因此，为了防止原告股东与被告通谋，对于属于公司的实体权利如诉讼调解、撤诉、变更或放弃诉讼请求等，原告股东行使上述诉讼权利必须以不损害和限制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为前提，如果原告股东行使的权利约束了其他未起诉的股东利益，人民法院对原告股东的权利不应予以确认。对此，可通过相关的程序设计来完成：一方面应要求原告股东及时将行使处分权的情况告知公司和其他股东，以便于公司和其他股东提出异议；另一方面应赋予法院对原告股东行使处分权的状况进行审查的权利。
3、股东代表诉讼是否仅限于法律的明文规定
从诉因看，股东代表诉讼的诉因是公司的权利和利益受到侵害，该种侵害间接侵害了股东的经济利益，但并未侵犯股东的法定权利；但从提起的主体资格看，股东代表诉讼又必须与股东权相联系。笔者认为，股东权的范围不应以法律的明文规定为限，《公司法》没有明文列举的权益而章程中赋予股东的权利遭受损害而提起诉讼，也可属于股东代表诉讼的范畴，我国《公司法》第150条也作了相应的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此外，对于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形外，对于董监高而言，其对注意义务的违反比如说投资决策的重大失误等亦可属于股东代表诉讼的范畴。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董监高受到商业判断规则的保护，对于这种注意义务的违反仅限于管理层有重大过失的情形。
4、可诉行为的范围
股东代表诉讼是诉权属于共益权，换言之，公司利益受损是行使股东代表诉讼的前提，若公司利益未受损，即使公司董监高及其“他人”存在不当行为，也不能构成股东代表诉讼的诉因。依此，对于可诉行为的范围，应理解为所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包括董监高违反忠实义务、善管义务的行为，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其他股东违反诚信义务的行为（如《公司法》第21条、第22条第2款规定的行为）以及第三人的侵害行为等。具体说来，对于董监高违反忠实义务、善管义务的行为，主要为以下七种具体情形：
⑴涉及公司管理层重大过失的案件，即前述的重大过失情形下的对注意义务的违反。如《公司法》第113条第2款规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决议，致使公司遭受严重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司负赔偿责任……”；
⑵涉及自我交易的案件，即董监高违反竞业禁止规定与本公司签订合同或进行自我交易。如《公司法》第149条第（四）项规定，“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
⑶涉及利用公司机会的案件，即董监高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如《公司法》第149条第（五）项规定，“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
⑷涉及浪费公司资产或与第三人串通损害公司利益的案件，即董监高擅自进行与公司利益没有任何关联的、不合理的巨额捐赠，或与第三人串通从事损害公司利益的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