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6号——资金活动
财政部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审计署等
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6号——资金活动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企业正常组织资金活动，防范和控制资金风险，保证资金安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所称资金活动，是指企业筹资、投资和资金营运等活动的总称。
第三条 企业资金活动至少应当关注下列风险：
（一）筹资决策不当，引发资本结构不合理或无效融资，可能导致企业筹资成本过高或债务危机。
（二）投资决策失误，引发盲目扩张或丧失发展机遇，可能导致资金链断裂或资金使用效益低下。
（三）资金调度不合理、营运不畅，可能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或资金冗余。
（四）资金活动管控不严，可能导致资金被挪用、侵占、抽逃或遭受欺诈。
第四条 企业应当根据自身发展战略，科学确定投融资目标和规划，完善严格的资金授权、批准、审验等相关管理制度，加强资金活动的集中归口管理，明确筹资、投资、营运等各环节的职责权限和岗位分离要求，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和评价资金活动情况，落实责任追究制度，确保资金安全和有效运行。
企业财会部门负责资金活动的日常管理，参与投融资方案等可行性研究。总会计师或分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应当参与投融资决策过程。
企业有子公司的，应当采取合法有效措施，强化对子公司资金业务的统一监控。有条件的企业集团，应当探索财务公司、资金结算中心等资金集中管控模式。
第二章 筹 资
第五条 企业应当根据筹资目标和规划，结合年度全面预算，拟订筹资方案，明确筹资用途、规模、结构和方式等相关内容，对筹资成本和潜在风险作出充分估计。
境外筹资还应考虑所在地的政治、经济、法律、市场等因素。
第六条 企业应当对筹资方案进行科学论证，不得依据未经论证的方案开展筹资活动。重大筹资方案应当形成可行性研究报告，全面反映风险评估情况。
企业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聘请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可行性研究。
第七条 企业应当对筹资方案进行严格审批，重点关注筹资用途的可行性和相应的偿债能力。重大筹资方案，应当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实行集体决策或者联签制度。
筹资方案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应当履行相应的报批程序。筹资方案发生重大变更的，应当重新进行可行性研究并履行相应审批程
序。
第八条 企业应当根据批准的筹资方案，严格按照规定权限和程序筹集资金。银行借款或发行债券，应当重点关注利率风险、筹资成本、偿还能力以及流动性风险等；发行股票应当重点关注发行风险、市场风险、政策风险以及公司控制权风险等。
企业通过银行借款方式筹资的，应当与有关金融机构进行洽谈，明确借款规模、利率、期限、担保、还款安排、相关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等内容。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签署借款合同，据此办理相关借款业务。
企业通过发行债券方式筹资的，应当合理选择债券种类，对还本付息方案作出系统安排，确保按期、足额偿还到期本金和利息。
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方式筹资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的规定，优化企业组织架构，进行业务整合，并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协助企业做好相关工作，确保符合股票发行条件和要求。
第九条 企业应当严格按照筹资方案确定的用途使用资金。筹资用于投资的，应当分别按照本指引第三章和《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1号——工程项目》规定，防范和控制资金使用的风险。
由于市场环境变化等确需改变资金用途的，应当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严禁擅自改变资金用途。
第十条 企业应当加强债务偿还和股利支付环节的管理，对偿还本息和支付股利等作出适当安排。
企业应当按照筹资方案或合同约定的本金、利率、期限、汇率及币种，准确计算应付利息，与债权人核对无误后按期支付。
企业应当选择合理的股利分配政策，兼顾投资者近期和长远利益，避免分配过度或不足。股利分配方案应当经过股东（大）会批准，并按规定履行披露义务。
第十一条 企业应当加强筹资业务的会计系统控制，建立筹资业务的记录、凭证和账簿，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准则制度，正确核算和监督资金筹集、本息偿还、股利支付等相关业务，妥善保管筹资合同或协议、收款凭证、入库凭证等资料，定期与资金提供方进行账务核对，确保筹资活动符合筹资方案的要求。
第三章 投 资
第十二条 企业应当根据投资目标和规划，合理安排资金投放结构，科学确定投资项目，拟订投资方案，重点关注投资项目的收益和风险。企业选择投资项目应当突出主业，谨慎从事股票投资或衍生金融产品等高风险投资。
境外投资还应考虑政治、经济、法律、市场等因素的影响。
企业采用并购方式进行投资的，应当严格控制并购风险，重点关注并购对象的隐性债务、承诺事项、可持续发展能力、员工状况及其与本企业治理层及管理层的关联关系，合理确定支付对价，确保实现并购目标。
第十三条 企业应当加强对投资方案的可行性研究，重点对投资
目标、规模、方式、资金来源、风险与收益等作出客观评价。
企业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可行性研究，提供独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第十四条 企业应当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投资项目进行决策审批，重点审查投资方案是否可行、投资项目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符合企业投资战略目标和规划、是否具有相应的资金能力、投入资金能否按时收回、预期收益能否实现，以及投资和并购风险是否可控等。重大投资项目，应当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实行集体决策或者联签制度。
投资方案需经有关管理部门批准的，应当履行相应的报批程序。投资方案发生重大变更的，应当重新进行可行性研究并履行相应审批程序。
第十五条 企业应当根据批准的投资方案，与被投资方签订投资合同或协议，明确出资时间、金额、方式、双方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等内容，按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审批后履行投资合同或协议。
企业应当指定专门机构或人员对投资项目进行跟踪管理，及时收集被投资方经审计的财务报告等相关资料，定期组织投资效益分析，关注被投资方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以及投资合同履行情况，发现异常情况，应当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理。
第十六条 企业应当加强对投资项目的会计系统控制，根据对被投资方的影响程度，合理确定投资会计政策，建立投资管理台账，详细记录投资对象、金额、持股比例、期限、收益等事项，妥善保管投
资合同或协议、出资证明等资料。
企业财会部门对于被投资方出现财务状况恶化、市价当期大幅下跌等情形的，应当根据国家统一的会计准则制度规定，合理计提减值准备、确认减值损失。
第十七条 企业应当加强投资收回和处置环节的控制，对投资收回、转让、核销等决策和审批程序作出明确规定。
企业应当重视投资到期本金的回收。转让投资应当由相关机构或人员合理确定转让价格，报授权批准部门批准，必要时可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专门机构进行评估。核销投资应当取得不能收回投资的法律文书和相关证明文件。
企业对于到期无法收回的投资，应当建立责任追究制度。
第四章 营 运
第十八条 企业应当加强资金营运全过程的管理，统筹协调内部各机构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资金需求，切实做好资金在采购、生产、销售等各环节的综合平衡，全面提升资金营运效率。
第十九条 企业应当充分发挥全面预算管理在资金综合平衡中的作用，严格按照预算要求组织协调资金调度，确保资金及时收付，实现资金的合理占用和营运良性循环。
企业应当严禁资金的体外循环，切实防范资金营运中的风险。
第二十条 企业应当定期组织召开资金调度会或资金安全检查，对资金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异常情况，及时采取措施妥
善处理，避免资金冗余或资金链断裂。
企业在营运过程中出现临时性资金短缺的，可以通过短期融资等方式获取资金。资金出现短期闲置的，在保证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可以通过购买国债等多种方式，提高资金效益。
第二十一条 企业应当加强对营运资金的会计系统控制，严格规范资金的收支条件、程序和审批权限。
企业在生产经营及其他业务活动中取得的资金收入应当及时入账，不得账外设账，严禁收款不入账、设立“小金库”。
企业办理资金支付业务，应当明确支出款项的用途、金额、预算、限额、支付方式等内容，并附原始单据或相关证明，履行严格的授权审批程序后，方可安排资金支出。
企业办理资金收付业务，应当遵守现金和银行存款管理的有关规定，不得由一人办理货币资金全过程业务，严禁将办理资金支付业务的相关印章和票据集中一人保管。
关键词: 公平责任 分配正义 衡量要素 适用例
内容提要: 德国法系之所以借鉴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思想而创立公平责任制度，是为了在以过错责任为一般的前提下，让欠缺归责能力者例外地也承担责任。对其公平责任制度的形成史、学理基础与衡量要素的探讨，有助于澄清我国存在的一些对于公平责任基本问题的含混认识，以明确弥补损失的性质，在宽泛式公平责任与有限度的公平责任之间进行妥适的选择，并确定真正属于公平责任的情形。
公平责任中西均有，[1]且二者不无渊源。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邦法》开风气之先，为世界上首部规定公平责任的法典，奥地利、瑞士、德国依次踵继之。受德国法系的沾溉，诸多其他欧洲国家也确立了公平责任。与1922年《苏俄民法典》（其关于公平责任的规定承袭了《德国民法典第二草案》第752条的衣钵）的影响有关，我国《民法通则》第132条亦设立了公平责任制度，《侵权责任法》对之未作大的更动。然而在公平责任的理解、适用例的确定等方面，我国均不乏有待澄清之点。在此背景下，为有裨我国公平责任制度的完善，考察该制度“原产地”的相应状况颇具实益。
一、从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公平责任思想到德国法系的公平责任制度
（一）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公平责任思想
1．三位权威学者的见解
凡法律制度若非率性而为，莫不以某种法律思想为其先导。公平责任制度的先导即为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公平责任思想。[2]格老秀斯、普芬道夫、托马修斯等人均探讨了侵权法问题。格老秀斯（1583-1645）首次对侵权责任作了一般条款式的阐述。其指出，错行是指与人类的共同利益或其特殊品质要求其去做的相悖的任何过错行为，无论作为还是不作为。如果此种过错行为造成了损害，根据自然法就产生了义务，即赔偿所造成的损害。[3]在强调过错乃责任前提的同时，格老秀斯也认为有时即使加害人无过错亦应赔偿。此类情形如：所有权人应赔偿其具有危险性的物品造成的损害；[4]对于在紧急状况中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如失火时在没有其他保存自己房屋的手段的情况下拆毁邻居的房屋；砍断缠住船只而别无他法解开的他人船舶的铁索或渔民的渔网，行为人也应赔偿。[5]
普芬道夫（1632-1694）认为，如果行为人以不可避免的方式对于重要情事缺乏认知，其出于非基于疏忽的错误而行为，是偶然事件在起作用，其从事了非自由意志性质的行动，事件的进程处于其支配之外，其处于强制、胁迫或者有约束力的命令之下，则不能将行动及其后果归算于行为人。因此，应判令儿童与愚人的责任不成立。归责并不简单地因因果发展而成立，毋宁说，其为评价性的判断，即如果特定的后果是由某人的理解力与自由意志引起的，其人即应对该后果负责。[6]另外，普芬道夫承认在例外情况下无过错的行为人应承担责任。此方面的见解如：紧急避险人赔偿给他人的财产造成的损害是公平原则（principle of equity）的要求；对于奴隶造成的损害，无过错的主人或者赔偿或者将奴隶交给受害人与自然公平（natural equity）相协调；动物致害时，主人即使无过错也要赔偿或者交出动物。[7]如果由于其无过错的不幸事件，富人侵害了穷人，对后者为一定的善行符合慷慨的要求。[8]
托马修斯（1655-1728）早期的见解与普芬道夫相近。[9]但在《褪下损害赔偿之诉的阿奎利亚法面具》（1703年，通常简称为《阿奎利亚法面具》）一文中，他放弃了过错原则，转而主张侵权责任的成立不以过错为前提。其认为，“正确的理性不仅主张，如同出于蓄意的意图做同样的事情，在有过失时我也应赔偿我造成的，损害，还要求如果损害是我造成的，但显然不是通过我的过错而是由纯粹的事件造成的，亦应加以赔偿。”[10]至于何以赔偿的成立不要求行为人有过错，托马修斯以公平为最根本的原因。[11]另外也自惩罚与赔偿的差异、主观权利的保护、受害人未行使防卫权而是主张赔偿等角度进行了论证。[12]值得注意的是托马修斯对于精神病人、未成年人承担责任进行的阐释。其指出，精神病人与儿童之所以应承担责任首先是因为患有精神病或未达至成年是精神病人与未成年人自己的特性，因此，由精神病或未成年引发的后果应由其自己承担而不能将不利转嫁给受害人，此为自然公平（aequitate naturali ）的体现。其次，面临精神病人或未成年人将要进行以及正在进行的侵害可以进行预防与防卫，因为前者并无侵害之权。同理，侵害发生后，可以要求由他们的财产中予以赔偿。再者，令精神病人与未成年人承担责任只涉及了其财产而未涉及其人身。[13]
2．与德国法系公平责任的异同
概括以观，格老秀斯、普芬道夫（以及早期的托马修斯）一方面主张损害赔偿的成立应以过错为前提，另一方面也承认在例外的情况下无过错亦应承担责任。为了证成后者，普芬道夫倚重的是自然公平。[14]就提及的例外情形来说，紧急状态下致害的赔偿、危险物品致害时的赔偿、主人对奴隶或动物致害的损害投偿责任与后来德国法系的公平责任并无关系：紧急状态下致害的赔偿实为牺牲责任（见本文第四部分相关论述）；危险物品致害时的赔偿属于危险责任的范畴；无过错的主人对动物所致损害的责任亦系危险责任（对奴隶致害的责任则早已丧失了存在的余地）。[15]惟普芬道夫所说的无过错的富人应对穷人进行一定的赔偿可谓宽泛式公平责任的通俗表述方式。后期的托马修斯以公平为依据放弃了过错原则，其说在总体上与现今的公平责任已无关系。不过，他以自然公平为主要理由对精神病人、未成年人责任的论证对于德国法系公平责任的确立颇具启发意义。侵害时未为防卫而嗣后可以主张赔偿这一理由后来也被一些论者用于证成无归责能力者的责任。可见，虽然三位学者的见解与后来的公平责任有着程度不一的差异，但公平责任的诸要点在其各自的学说中均已涉及：以过错责任为一般而以公平责任为例外；精神病人、未成年人致害时可成立责任，自然公平为其主要根据；当事人的贫富差异对于责任的成立有意义。
（二）德国法系的公平责任制度
《普鲁士普通邦法》第1编第6章之41-44条（ALR I 6 § § 41-44）为公平责任的肇始性规定。依其规定，若遭受了精神错乱者、痴呆者、七周岁以下的儿童的伤害，仅在不能就其监督人（Aufseher）、父母的财产获得赔偿之时，受害人可要求以加害人的财产赔偿其直接损失。[16]而此类人员所负的责任以不剥夺其必要的生活费用，并且在加害人为儿童之时尚以不剥夺用于获得与其身份相当的教育的金钱为限。[1 ]这些规定背离了过错责任原则而以“自然公平”（natiirliche Billigkeit）为根据。立法理由书并指出，无归责能力者[18]“是其行为的发动者，因此，其行为引起的损害由其财产进行赔偿是公平的”。[19]比如，就未成年人引起的损害来说，即使作为加害人的儿童的财产可以轻易地提供赔偿，也令无过错的受害人无法获得任何赔偿，显然严苛得与道德感相抵触，而借助第41 - 44条的规定，此种严苛性即以对于各方当事人来说均为适当的方式被消除了。[20]就精神错乱者、痴呆者所为的侵害而言，其理亦然。循《普鲁士普通邦法》开辟的道路，1811年《奥地利民法典》第1310条（结合第1308条）规定了精神错乱者、痴呆者及儿童的公平责任，1881年《瑞士债法典》第58条亦规定了无归责能力者的公平责任。前者较为周详，于 1310条提及了加害人是否有（自然意义上的）过错、受害人是否出于对加害人的保护未采取防卫措施、加害人与受害人的财产状况三项用于衡量责任是否成立的要素。后者则颇惜墨，只有简单的一句：“出于公平的考虑，法官可例外地判令造成损害的无归责能力者部分或全部地予以赔偿。”[21]
德国法的公平责任制度出现得较晚但影响更大，其创制过程亦一波三折。预备委员会（1873年成立）时期，von Ktibel起草的分编草案债法部分第15号第8条（TE-OR Nr. 15 § 8）规定了儿童及处于欠缺意志决定自由状态中的其他人的公平责任。第一委员会将其删除，理由是此种规定不正当地背离了一般法律原则（指过错原则），且与共同法的做法不相契合。另外，该规定让法官留意迫切的公平考虑，但是并未提供确定的裁判规范相助。[22]公平责任的废弃激起了强烈反弹，第二委员会（1890年成立）遂决定重新引人之，并将其适用范围拓展至一切无过错致害的情形，而不再以无归责能力者致害为限。具体来说，二草第752条第2款规定了无归责能力者的公平责任，第1款则规定：“由于故意或过失不成立而在第746条至第748条[23]规定的情形中对其引起的损害不负责任者，在根据案件的情事尤其是当事人的状况赔偿为公平所要求的限度内，和不剥夺维持其适当的生计以及履行其法定扶养义务所需要的金钱的限度内，仍然应当赔偿。”在表决过程中，曾有若干委员对此种宽泛式公平责任提出反对意见。其理由如：此举放弃了已经取得的成就而返回较早发展阶段的原始观念；如此一来，以公平为由，人们即会处于这样的领域，“在此领域内，不再是确定的法律概念，而是多少有些变幻不定的道德原则与礼仪原则起决定作用”。[24]反对者在表决时落败，但受其影响，1895年，联邦参议院将二草752条第1款删除，而将第2款改作三草的第813条。[25]次年，三草被提交帝国议会审议，第813条得以通过，是为《德国民法典》第829条。该条规定：“以不能从负有监督义务的第三人那里获得损害赔偿为限，在第823条至第826条所称情形之一里依照第827条、第828条对其引起的损害不负责的人，在根据情事特别是根据当事人的状况赔偿为公平所要求的限度内，和不剥夺其为维持适当的生计以及为履行法定义务所需要的金钱的限度内，仍必须赔偿损害。”至此，立法者回到了von Kubel草案的立场，往远处说，则是回到了普通邦法的立场。
二、学理基础
古典自然法学者以及《普鲁士普通邦法》等法典的立法理由对于被当作责任根据的自然公平并未作深入挖掘，而是点到即止。在此背景下，关于欠缺归责能力者[26]承担责任的学理基础为何，德国法系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释。
（一）公平责任学理基础的诸说[27]
1．引起说
《德国民法典》颁布前后，有些学者提出了引起（Verursachung）说为公平责任作学理上的阐释。比如，Gierke认为，德意志古法中12岁以下未成年人与愚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以弱化的形式被晚近的民法典采用。就《德国民法典》第829条规定的无归责能力者的责任来说，其法律根据仅在于违法行为引起了损害。在此，责任的承担与过错无关，因为在概念的层面上无归责能力者的过错已经被排除了，并且不能认同让责任取决于与有归责能力者的过错相类似的意思欠缺的成立。[28]
2．经济承受力说
公平责任制度确立以来，一直有人专注于自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经济力量的角度为其提供说明。奥地利学者Unger为此方向上的早期代表。Unger认为，公平责任的真正内在正当化基础并非主观的、伦理性的因素，而在于客观的、社会性的因素。损害负担的分配理由是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双方均无过错的损害由根据财产状况较容易承受的一方承担。因此，赔偿取决于经济承受力。富裕与贫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法律范畴。不过，此与现代的人道主义发展相适应，人道主义观念认为国家的任务包括尽力帮助经济上的弱者，并且在私法领域内，如果看来可以忍受并且适当的话，也实现财富使人负责（richesse oblige）的原则。[29]
3．具体的公平说
有些论者固守公平理念，认为公平责任的根据即在于公平。Hedemann最早提出了此种见解。他的论述是基于对Unger观点的反驳而进行的，认为经济承受力说或曰财产使人负责的思想可能是吸引人的，但是不能涵盖所有依据公平责任处理的案件。其指出，某些案件的生命力也源自第三项原则即公平责任，[30]但与一方富裕而另一方贫穷并无关系。比如依《奥地利民法典》的规定，法官应当考虑“是否受害人出于对加害人的保护未采取防卫行为”。其他法典编纂则至少有意识地以当事人的“状况”，而不仅仅以“财产状况”为立足点。[31]既然经济承受力说以偏概全，公平责任的唯一特征只在于公平。虽然很有弹性，它却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如同合同法中的诚实信用公式。为从单纯的任意中得出审慎的、指明方向的路线而需要的确定性在于个案诸情事的现实性，亦即在于作为特定情态（Groβe）的具体状况。因此，现代损害赔偿法的第三根支柱应当被描述为具体的正义原则。[32]在Hedemann之后，Schirmer、 Leh-nertz等人亦采具体的公平说，但均语焉不详。譬如，Lehnertz只是从无归责能力者没有侵害他人之权，相反，他人享有不受别人侵害之权的角度进行了论说。[33]
4．危险责任说
有人认为公平责任实为危险责任。此种见解的代表人物Larenz与Canaris并提出了两点理由：首先，患精神病或未成年并因此而无侵权能力或仅有限制侵权能力者由于同样的原因对别人构成了特殊危险。另外，突然丧失意识之人总是构成现实的客观、具体的瑕疵说[34]意义上的危险源。其次，在第829条的范围内涉及的是不幸损害分配，因此涉及的是危险责任的中心任务。[35]在突然丧失意识者给别人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涉及的显然是不幸损害的分配。在适用第829条的其他场合，涉及的同样为不幸损害分配，因为违法但无过错的行为在侵权法的意义上亦被视作单纯的不幸。[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