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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许多刑事法律体现了对严重犯罪从严惩处的精神，例如，根据《武装惯犯法》（ACCA）的相关规定，曾有3次暴力重罪前科的被告人，再犯重罪，将被判处最低15年以上的监禁刑。为准确认定被告人的犯罪前科是否属于《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进而能否作为对被告人加重处罚的依据，美国判例法确定了类型化审查的基本方法。本案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明确阐释判例法理依据的代表性案例。


一、基本案情、审理经过和案件争点

2007年9月13日，被告人米歇尔·德斯坎普因非法持有枪支弹药而被陪审团定罪，这是一项重罪，法定最高刑为10年监禁刑。德斯坎普此前曾有5次犯罪前科，其中入室盗窃、抢劫和骚扰等犯罪均系重罪。根据《武装惯犯法》（ACCA）的相关规定，曾有3次暴力重罪前科的被告人，再犯重罪，将被判处最低15年以上的监禁刑。检察官依据《武装惯犯法》的上述规定，建议对德斯坎普加重处罚。

德斯坎普主张，其入室盗窃前科并不属于《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在该入室盗窃案中，德斯坎普接受了辩诉交易。根据加州刑法第459条的规定，行为人进入特定地点意图实施盗窃或者任何重罪都将构成入室盗窃罪。尽管入室盗窃罪通常要求破门而入、闯入或者类似的行为，但与大多数州刑法有关入室盗窃罪的规定不同，加州刑法并不要求行为人进入特定地点的行为本身是违法的。因此，加州刑法的规定比“典型”入室盗窃罪的范围更加宽泛。德斯坎普据此主张，无论其所犯入室盗窃罪是否包含非法进入特定场所的行为，由于犯罪构成要件的不对称性，都不能将该罪作为《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

华盛顿东区联邦地区初审法院认为，德斯坎普之前所犯抢劫罪、入室盗窃罪和骚扰重罪等前科，均属《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对于德斯坎普的主张，初审法院指出，修正的类型化方法（详见下文分析）允许法院查阅特定的文件，包括辩诉交易记录，从而确定德斯坎普在辩诉交易中是否承认自己实施了“典型”入室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行为。该案辩诉交易记录显示，检察官指控德斯坎普犯罪时破门进入一家商店，德斯坎普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初审法院认为，据此可以认定德斯坎普的前科属于“典型”的入室盗窃罪，即《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进而加重了对德斯坎普的处罚，判处德斯坎普262个月的监禁刑，这比该罪本身应被判处的刑罚多出1倍。

德斯坎普对量刑结果不服，向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以下简称“上诉法院”）提出上诉，理由是，《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前科必须被正式提起指控并接受陪审团的审判。只有当3个前科重罪指控都得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才能加重处罚。

上诉法院指出，初审法院在量刑时判断犯罪前科是否属于比“典型”犯罪更加宽泛的罪行时，可以通过查阅特定的文件来确定前科的事实基础。德斯坎普在辩诉交易笔录中的认罪答辩，反映出该前科事实符合“典型”入室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基于修正的类型化方法，上诉法院驳回了德斯坎普的上诉理由，维持了原审量刑裁决。

联邦最高法院批准了调卷令，认为修正的类型化方法并不适用于有单一构成要件，但比“典型”犯罪范围更加宽泛的犯罪。联邦最高法院以8比1的绝对多数，撤销了上诉法院的裁判。


二、前科作为加重处罚依据的两种审查方法

根据《武装惯犯法》的规定，暴力重罪是指任何使用、意图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武力（或者使用爆炸物入室盗窃、纵火或者敲诈勒索，或者其他严重危及他人生命健康的行为）且应判处1年以上监禁刑的犯罪。为确定被告人的前科是否属于该法所规定的“暴力重罪”，美国判例法确立了类型化方法和修正的类型化方法。

1990年泰勒诉合众国案件（Taylor v. United States）的判决，确立了“类型化方法”的基本规则，即：比较制定法规定的前科犯罪与“典型”犯罪（即通常所理解的犯罪）的构成要件。如果前科犯罪与“典型”犯罪的构成要件相同，或者被后者所包含，该前科犯罪就属于《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相应地，如果制定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比“典型”犯罪范围更宽，根据该法认定的前科就不属于《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即使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实际上符合“典型”犯罪的构成要件。可见，类型化方法关注的焦点是犯罪构成要件，而不是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与此同时，泰勒案件的判决还提到，对于少部分案件可以适用修正的类型化方法，即：对于制定法规定选择性犯罪构成要件的案件，除了审查构成要件，还可以查阅案件的起诉书和陪审团指示等文件。例如制定法对入室盗窃罪规定了选择性构成要件，法院在量刑时不审阅相关材料，就无法确定被告人的罪行是“典型”的入室盗窃罪（闯入住宅）还是非“典型”的入室盗窃罪（闯入机动车）。因此上述情形下，应当允许法院在量刑时查阅相关的法律文件，确定被告人究竟是基于制定法的哪个选择性构成要件而被定罪。

在2005年谢帕德诉合众国案件（Shepard v. United States）中，泰勒案件所确立的规则得到了具体适用。马萨诸塞州刑法对入室盗窃罪规定了选择性构成要件，除涉及住宅外，还包括船只和汽车。仅凭法律规定本身，无法确定谢帕德究竟基于哪个选择性构成要件被定罪。因此，法院在量刑时需要查阅相关的材料，包括认罪答辩协议笔录或者法官与被告人的会谈笔录，进而确定被告人究竟是承认闯入住宅还是船只或者汽车。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法院需要确定认罪答辩的事实基础，只是判断该认罪答辩所涉及的犯罪构成要件与“典型”犯罪是否相同。近期陆续作出的多个判例进一步强调指出，这种审阅相关法律文件的做法仅适用于制定法规定了选择性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形。


三、上诉法院对判例法的认识误区

上诉法院对泰勒等案件确立的判例法规则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制定法如加州刑法第459条的规定，可能包含单一的但比“典型”犯罪范围宽泛的犯罪构成要件，法院在量刑时可以审查定罪的事实基础，即：通过查阅起诉书、陪审团指示和认罪答辩笔录等材料，确定究竟基于哪些事实对被告人作出定罪裁决。

这种做法将以犯罪构成要件为基础的审查变为以证据为基础的审查，即：不再关注事实裁判者能否认定制定法有关犯罪的界定与“典型”犯罪符合，而是关注检察官的指控能否使事实裁判者作出上述认定。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上诉法院的做法违背先例，与类型化方法的理论基础背道而驰。

该案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武装惯犯法》相关规定的制定背景；二是陪审团与法官在裁判领域的职权划分；三是具体审查方法的实践操作难度和公正性。

首先，从《武装惯犯法》相关规定的制定背景看，该法对有3次暴力重罪前科的被告人加重处罚，关注的重点是犯罪前科而非犯罪本身。从立法意图看，国会希望法院在量刑时仅仅关注被告人的犯罪前科是否属于“典型”犯罪，而不考虑犯罪前科的事实本身。上诉法院未能正确理解国会的立法意图，其审查起诉书或者认罪答辩笔录的目的不是为了审查前科犯罪的制定法依据，而是审查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本身。德斯坎普并不是因为“典型”的入室盗窃罪而被定罪，因为加州刑法第459条对入室盗窃罪的规定并不要求非法侵入特定场所的要件。不能用假设的方法来认定被告人的行为符合“典型”的犯罪所规定的构成要件。上诉法院的做法正是国会所努力避免的。

其次，就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有关陪审团与法官在裁判领域的职权划分而言，对于加重处罚的量刑事实，必须由陪审团基于证据作出认定，并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前科，就属于此类量刑事实。因此，法院在量刑时不能认定与犯罪前科相关的事实，因为这属于陪审团的职权范围。该案中，上诉法院实际上基于自身对非构成要件事实的调查和认定而对被告人加重处罚，这与宪法原则存在冲突。

最后，上诉法院的做法在实践操作中存在困难，而且可能导致不公正。认罪答辩记录或者起诉书中的相关事实并非定罪所必须，这些文件所涉及的内容通常并不确定，而且被告人通常不会对非构成要件事实进行抗辩。本案中，德斯坎普就可能会认为相关事实与定罪无关而默认了检察官的主张。他可能不会想到自己当时的沉默会在将来成为对自己不利的证据。此外，在辩诉交易中，被告人放弃接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就是为了换得较轻的指控，如果这被视为被告人对较重罪行的认可，并据此对其加重处罚，将导致对被告人的不公正，而且有违辩诉交易的制度初衷。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问题的关键始终在于，制定法有关被告人前科犯罪的构成要件与“典型”犯罪是否符合，无论是基于历史的、宪法的还是实践的理由，上诉法院的做法都是不当的。


四、联邦最高法院对德斯坎普案件的判决意见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基于判例法规则，修正的类型化方法只能用来确定选择性构成要件中的哪个要件是对被告人定罪的基础。如果被告人前科犯罪涉及单一构成要件，就不能适用修正的类型化方法。

四川省人民政府


四川省社会办医管理办法
四川省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调动社会各方面办医积极性，方便群众就医，加强对社会办医的管理、监督，保护其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二十一条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经费自筹，利用自有人力、物力、技术力量举办的各种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统称“社会办医”，包括社团办医、私人联合办医和个体开业行医三类。
第三条 社会办医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医疗卫生事业的补充，国家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集体、个人举办医疗卫生事业，开展群众性的卫生防病活动，保护人民健康。
第四条 县 （市、区）卫生局是主管和审批社会办医的行政执法机关，其他任何单位无权批准开业行医。
第五条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以申请个体开业行医、私人联合办医或参加社团办医。
（一）过去领有行医证，现无工作仍能继续行医者。
（二）未在国家或集体医疗单位工作的中医、西医、助产士、护士和牙科技士等。
（三）国家或集体医疗单位退休、离休的中医、西医、助产士、护士和牙科技士等。
（四）中医学徒、自学中医经国家自学考试委员会考试合格并获得士以上卫生技术职称，能独立进行诊疗工作者。
（五）在民间行医多年、群众公认，经考核，对治疗某种疾病确有一技之长者。
第六条 社会办医应有符合条件的医务人员和一定资金及相应的业务用房、医疗设备。
举办医院要有医师、护士、药剂、检验、放射等专业人员，应设有门诊 （急诊）、住院和医技等科室。诊疗场所要布局合理，有一定卫生设施，并符合卫生要求。
第七条 凡申请个体开业行医者，应持本人户籍及有关证件向所在地的县 （市、区）卫生局提出申请。凡社团举办医疗单位，需持主办单位介绍信和乡 （镇）政府 （或街道办事处）证明，向所在地的县 （市、区）卫生局申请 （包括办医地点、机构名称、主管单位和负责人、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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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县 （市、区）卫生局根据申请验核证件、考察办医条件、进行必要的考试考核，审查合格后予以登记，发给开业执照或行医证。对于具有一技之长、申请专科开业者只发单科 （项）行医证。
社会办医可暂不进行工商登记，个体开业行医者要求或当地政府责成工商登记的也可登记发照。有关纳税事项按国家税法规定办理。
第九条 社会办医的开业执照或行医证是政府授权卫生局核发的合格凭证，除卫生行政部门外，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扣缴和吊销。
社会办医每年应在规定时间内向发证机关办理验证手续，逾期不办理者，发证机关有权收缴开业执照或行医证。
第十条 社会办医要改变单位名称、负责人、组织形式、业务范围、行医地点时，应向发证机关办理变更手续，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改变。
第十一条 行医证不得转让或借用，如遗失或污损应报发证机关注销，并给予补发或换发。户口迁移到外县 （市、区）者，应将证件缴发证机关注销，并换取证明，到新住地区的县 （市、区）卫生局申请领取证件。
第十二条 社会办医歇业时，应办理歇业手续。
个体开业行医人员死亡，由乡 （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收缴行医证，报发证机关注销。
第十三条 个体开业行医不得从事计划生育手术活动。个体开业西医不能带学徒，老中医带学徒不得超过二名，学徒无处方权。
第十四条 社会办医所需药品器材由医药部门供应，享受与国家、集体医疗卫生机构同等待遇。
第十五条 社会办医应认真贯彻卫生部颁发的《全国医院工作条例、医院工作制度与医院工作人员职责》，建立健全医疗规章制度，严格技术操作规程，预防医疗差错事故的发生。
第十六条 社会办医在诊疗过程中发生重大差错或事故时，应及时主动向当地卫生局报告。卫生局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有关规定予以处理。隐瞒不报告者要严肃处理。
第十七条 社会办医应认真贯彻《药品管理法》，严禁使用伪、劣、假药品、淘汰药品和其它违禁药品坑害群众。并认真执行医疗收费标准，不得借医行骗，牟取非法收入。
社会办医原则上不准配制加工制剂，对因治疗需要必须配制的特殊品种，应提出处方依据，送县 （市、区）卫生局审核后，报地、市、州卫生局批准，所配制剂不得对外销售。
第十八条 卫生、医药、工商行政管理，公安等机关应保护社会办医的合法医疗活动，维护他们的正常工作秩序。
在国家政策规定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办医收取费用，对擅自收取费用的，社会办医有权拒付，卫生部门有权予以制止。
第十九条 社会办医必须履行下列职责：
（一）学习和执行国家和方针、法规、政策，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
（二）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积极参加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和卫生宣传等工作。
（三）钻研医疗业务、不断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做到看病有记录、开药有处方、收入有帐目、疫情有报告。
（四）按批准的业务范围，定点行医，不得随意改变业务科目和扩大业务范围。

（五）参加卫生工作者协会，接受当地医疗卫生单位的检查、指导和监督。
第二十条 对认真执行本办法各项规定，在防病治病中取得显著成绩者，应予表扬和鼓励。社会办医人员的技术职称，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一条 工商行政管理、医药、公安部门应密切配合，发现违反本办法的行为，由卫生局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给予下列处罚：
（一）警告；
（二）罚款；
（三）没收非法所得；
（四）责令停业；
（五）扣缴或吊销开业执照或行医证。 以上处罚可以单独使用，也可并处。
第二十二条 社会办医人员阻碍卫生、工商行政管理、医药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条例予以处罚；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卫生、工商行政管理，医药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严重失职，营私舞弊、收受贿赂或侵害社会办医合法权益的，有关主管机关应当根据情节给予行政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责令赔偿；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省卫生厅会同省工商行政管理，医药、公安等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过去规定与此有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1988年7月23日